不守舍的狀態之中，無法擺脫強烈的恥辱感。越是高貴的人越會是這樣。

在一次次的精神掙扎中，最終戰勝的，總是關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他知道，那個時代由於大家把死看得過於平常，因此爽然求死雖然容易卻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螻蟻淹於滴水，實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之後再死，才大不一樣。正是想到這裡，他說了一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話：“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於泰山的便是《　史記　》。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人的低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的屈服，一種是正在試練著扛起泰山的姿態，但看起來也像是屈服。

司馬遷大概是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　史記　》的。據王國維考證，最後一篇是《　匈奴列傳　》，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們記得，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為李陵辯護時有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呵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廣利自己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　匈奴列傳　》，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可以停筆。

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任何訊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麼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知道。

有學者從衛宏的《　漢書舊儀　》、葛洪的《　西京雜記　》和桓寬的《　鹽鐵論　》等著作中的某些說法判斷，司馬遷最後還是因為老是有怨言而下獄被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過於簡約和曖昧，尚不足憑信。當然，簡約和曖昧也可能是出於一種仁慈，不願意讓人們領受司馬遷的第二度悲哀。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他寫了那麼多歷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卻沒有結尾。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大結尾。他知道有了《　史記　》，不需要再安排一個終結儀式。

他知道只要歷史還沒有終結，《　史記　》和他都終結不了。

六

文章已經可以結束。忽然又想到一層意思，再拖拉幾句。

多年來我一直被問，寫作散文受誰的影響最深。我曾經如實地回答過“司馬遷”，立即被提問者認為是“無厘頭”式的幽默。

“我們問的是散文啊，您怎麼拉出來一個古代的歷史學家？”

我不知如何解釋，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歲越長，　披閱越多，　如果自問最傾心哪位散文家，　我的答案依然沒變。

散文什麼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歷史有關。這是因為，歷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動。

歷史沒有韻腳，沒有虛構，沒有開頭和結尾；但是歷史有氣象，有情節，有收縱，有因果，有大量需要邊走邊嘆、夾敘夾議的自由空間，有無數不必刻意串絡卻總在四處閃爍的明亮碎片，這不是散文是什麼？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話本，不是傳奇，不是策論，不是雜劇。

既然歷史本是如此，司馬遷也就找到了寫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徑以第三人稱的敘述主體從容地說著，卻與一般歷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但這一切，都只是隱約在他的眉眼唇齒間，而沒有改變敘述基調的連貫性。

有時，他的敘述中出現了較完整的情節，有人物，有性格，有細節，有口氣，有環境，幾乎像一則則話本小說了。但是，他絕不滿足於人們對故事情節的世俗期待，絕不淪入說唱文學的眉飛色舞，敘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譁眾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敘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隨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這便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散文”。

《　史記　》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歷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歷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態而不是論文狀態，那麼，越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