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不是被強制的，而是基於他自由意志的選擇，就可以推翻溥儀的全部證言，並宣佈他一直在說謊，是一個說話根本靠不住的人，從而剝奪他的證人資格。自信的布萊克尼少校竟在法庭之上公然說出了他的這一想法。這時，季南檢察長髮言，鄭重提醒律師要注意訊問時採取的方式。他說：“這位證人對於法庭裡的訊問沒有經驗，所以請務必把質問的內容好好整理一番，不要使他陷於答覆困難。”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5）

其實，論戰一開始，人們就已經明白：在上次出庭中布萊克尼律師所發出的那些諸如張勳復辟、民國背棄、“優待條件”等似乎無關痛癢的訊問，原來都是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務的，都是埋下的伏筆。由此，布萊律師很快便把問題追到溥儀為了當皇帝，曾委派鄭孝胥找坂垣交涉的事上。

布萊反覆地繞著圈子詢問溥儀，試圖證明溥儀為了當皇帝，曾親自派鄭孝胥和羅振玉找坂垣徵四郎協商。但溥儀始終都表現得很鎮定，堅持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連執政都是後來決定的，更談不上皇帝的問題。”

結果，經過一個上午你來我往的短兵相接，布萊克尼也沒有達到他的目的。他很是懊惱。

所以，當天下午一開庭，布萊克尼就向法庭交出了溥儀親筆寫給日本戰犯南次郎的黃絹信。他滿以為這鐵的物證一定會使溥儀無所抵賴而低頭認輸了。黃絹信很快便透過法庭傳到溥儀手中辨認。溥儀慎重研究該檔案數分鐘之久。此時法庭空氣的緊張，達到了極點。

突然，溥儀像彈簧似的從證人臺的椅子上站起來，一下子把黃絹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聲嚷道：“各位法官，這信是偽造的！”布萊克尼律師一聽，頓時現出慌亂之狀，忙問：“上面的宣統玉璽是假的嗎？”溥儀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是假的！我一直用小印鑑，而蓋在這封信上的是大印鑑。再說，我一直用國產的普通訊紙寫信函，從未用過黃絹紙。”

局面對溥儀來說，立時從被動轉為主動。季南檢察官顯然也很興奮，立即提出：應把這封信作為集團陰謀的證據，由被告方面負偽造罪責。衛勃庭長表示可以受理這一要求。

當時報界曾以《律師多事》為正題，“詆譭溥儀檔案變成戰犯罪證”為副題，把上面那個精彩的歷史場景迅速報道出來。其中一篇這樣寫道：“今天午後，東京戰犯法庭中，又展開最驚人之一幕，蓋被告律師所提出之原詆譭溥儀之檔案，反變為27名戰犯之罪證也。被告律師提出一函，並稱此函乃溥儀所寫，內要求日人協助其恢復皇座……溥儀憤怒填胸高呼‘此乃偽造之函件’時，首席檢察官季南即利用此點，要求將此函件作為日本戰犯之罪證。二被告律師猛烈反對將被告所提之檔案作為檢察官之證據，然審判長衛勃壓制其抗議。”

然而，布萊克尼律師並不甘心敗北，他繼續追問溥儀，企圖找到哪怕是一丁點兒破綻，以便重整旗鼓，反撲過來。

但是，溥儀步步設防，謹慎小心，始終沒有讓布萊克尼律師得到一句他認為完滿的答覆。

1946年8月22日，溥儀第五次出庭作證。布萊克尼律師繼續提出質問。不甘心失敗的他經過一夜的考慮，感到只有在法庭上揭露溥儀證言的不可靠性，才有希望轉敗為勝。他決定先從溥儀目前所處的地位和身份入手。

一開始，布萊克尼就訊問溥儀，當日本投降後由長春、奉天輾轉而去勃力的經過。溥儀一一從容作答。

當布萊律師發現溥儀的精神開始有所鬆懈時，他突然把話鋒一轉，向溥儀丟擲了他的殺手鐧。當時的現場記者們則說是“又投出了一個冒險的質問”。

“1931年，中國政府把你當作賣國賊通緝，你知道嗎？你想過沒有，最終你自己也要以戰犯身份受到那個國家的審判！”

對溥儀來說，這確實是打中要害、刺疼心窩的問題，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問題。雖說不敢想，可連做夢也夢見！為了逃避那終將到來的審判，他在不久前曾寫信給斯大林，要求長期留居蘇聯。現在，布萊克尼少校竟然在嚴肅的法庭之上，以憤恨的口氣，提出了這個足以使他精神崩潰的問題！

不過，沒等溥儀啟齒回答，季南檢察長就表示了反對這樣提出問題的態度。衛勃審判長也表態說：“這是讓證人宣佈自己是罪人的問題，是在誤導和恐嚇證人。請律師撤回！”

布萊克尼似乎已經看出他所提出的問題在溥儀心中造成打擊，儘管審判長表示反對，他仍換換口氣和角度又提了出來：

“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