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

“也只能這樣想了。”張之洞無可奈何地應了一句。

“你請我出來為你佐幕，這是你相信我，我很感激，惟其如此，才更須坦誠相待。我要對你說句老實話，我這二十年來差不多已拋開了儒學，我習的乃是雜學，兵家、陰陽、墨、道一併看重，尤重管學即管子之學，愛讀《　鹽鐵論　》，奉管子、桑弘羊為宗師。從名教角度來看，我乃野狐禪一類，不為正統士人所齒。你是清流名士，或許難於接受，與其日後不歡而散，不如今日先挑個明白，行則共事，不行則各不相干。”

以儒家信徒自居、以聖人名教為性命的張之洞，乍一聽到這番話，頗出意外。不過，他到底不是倭仁、徐桐那樣的迂腐理學家，稍停一會，他說：“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桑弘羊創平準均輸良法，都是一時之大才，奉管、桑為師，也並非不好。你不妨詳細說說你的看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變近兩千年來的一家獨霸，這對鞏固皇權統一人心或許有利，但卻扼殺學術壓制人才。尤其不好的是，儒家發展到後來成了一門空疏之學，虛偽之學，與孔子當年的學說相差甚遠，與國計民生更是毫無聯絡。依我看，中國淪落到今天國弱民貧的境地，尋根溯源，便要追尋到漢武帝所推行的這種霸道國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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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燕山聘賢（17）

張之洞用心聽著這位隱逸者的獨特議論，注意到他並沒有攻擊孔子的學說，只是指責西漢以後的儒家學派，這與全盤否定周公孔孟還是有區別的。

“天底下國與民的事，《　管子　》一書開宗明義就講清楚了。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又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又說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一部《　管子　》反覆陳述的就是這幾層意義，而這幾層意義則揭開治國治民全部奧秘。也就是說，為政者的所有作為，最終的結果都要落實到百姓的頭上，即使百姓快樂。快樂在於富有，富有在於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禮節榮辱。而兩千年來的所謂儒學只講禮節榮辱，不講衣食財富，完全顛倒了本末。香濤兄，在我看來，中國之誤，誤在從政者只重虛不重實，只重末不重本。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又如何能把國家治理得好？”

張之洞心想：他的話雖然偏頗了些，但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士人的興趣確實重在禮義廉恥上，對農工商不屑於過問，特別是宋明以來，更大談心性命理等等，越談越玄，越談越空，故後人批評宋明亡國就亡在空談上。誠如管子所說的，禮節榮辱建立在倉廩衣食上，尤其是鄉間農夫市井小販，他們不懂詩書胸無大志，吃飽穿暖才是他們的追求。過去做學政，做翰林，打交道的是士人官吏，他們都衣食無憂，自然有心思談禮節談榮辱。現在去做巡撫，錢糧賦稅肅匪辦案，樁樁件件都是與小民打交道。小民求的是溫飽，巡撫又怎能不去關心他們的溫飽？

想到這裡，張之洞說：“管子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話極有道理。做牧民之官，應時時記取這兩句話，讓百姓足衣足食。其實，聖人之教也很注重這方面，孟子說黎民不飢不寒，不王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講為政者當順民心，使百姓有吃有穿。”

桑治平面露欣色說：“香濤兄果然是明理達事的人，如此說來，我們有共同的語言。依我看，你此去山西應重在為百姓謀實利，也就是說為百姓的豐衣足食而努力，要用三五年的時間，使三晉百姓富足起來，如此你張香濤才是一個好巡撫；至於具體如何富民裕民，到達山西后再從容計議！”

張之洞高興地說：“讓山西百姓過上好日子，這是做一個晉撫的本職，在這點上我與你完全一致。當然，我信仰聖人名教，我不會改變，你奉管仲、桑弘羊為師，你也不必改變。你做我的幕賓，我看重你的為學。你治的是致富之學，正好幫我出主意想辦法，讓三晉早日富裕起來，以你之長補我之不足，這不是合則雙美的大好事嗎，你還猶豫什麼呢？就委屈你做我的山西巡撫衙門的總文案吧！”

“慢點。”桑治平說，“你的長子已成家，自然留在京師，次公子今年多大了，是留在京師還是隨你去太原？”

“我想，待我安定下來後，還是接他到太原去讀書為好。”

“這樣吧，我還是以公子師傅的身份住在衙門裡，幫助你做點事。”

“好，就這樣！”張之洞興奮地說，“薪水不變，還是總文案的樣。我們就這樣講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