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怕我年輕氣盛，不知深淺，會做出唐突失禮的舉動，便趕緊解釋，說我“絕非權貴親屬，而是平民子弟”。並說我“是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戰士。14歲從軍抗日，參加淞滬會戰，在攻克羅店的戰鬥中當上排長接著又參加皖南遊擊和圍彭澤、攻湖口、援瑞昌各地的戰鬥，先後打死日軍片野中佐以下185人，被18軍羅卓英軍長稱為‘不怕死、會打仗的娃娃排長’。曾得過雲麾、忠勇等勳章。”侯騰接著用手指點我右額下一塊傷痕對史迪威講：“他這個傷痕是在瑞昌作戰時，為救18軍軍長黃維被日軍打傷的。”又說：“他組建的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在泰緬邊境對日軍打響了第一槍，並且是三戰三捷，殲敵百餘。2月23日，又在錫當河衝破日軍包圍圈，救助英17師突出日軍的重圍。昨日，韋維爾將軍來此，誇獎他是好樣的。所以，我才派他為您開車，以備您有所垂詢。”

史迪威凝神聽著侯騰說話，同時用他那如炬的目光透過眼鏡片對我仔細審視後，他那威嚴凜凜的面容才漸漸開朗，慢慢地露出了微笑。他隨即向我伸出他那癯瘦卻剛勁有力的手來同我緊緊地相握。這時，我雖然仍有餘慍在懷，但為著中國抗日戰爭這件大事，同時也是為了不失禮，我也就恭恭敬敬地禮待這位美國將軍。然而，我內心裡，卻仍然覺得史迪威適才對我的那種問話，真像是向我這個忌酸禁辣的人，硬灌下了一碗既酸且辣的“酸辣湯”，把我嗆得難受已極，根本無法下嚥。我為什麼會如此反感呢？實緣因我的生活經歷和性格。

因家境清寒，又遇上1931年的洪水災患，年僅8歲的我便被迫外出謀生，隨母親到九江“生命活水醫院”（美國教會辦的）做童工，護花養兔，從此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涯。1937年“七？七事變”時我正讀高中，便參軍抗日，遂養成了獨立生活、自尊、自強、自愛的本性。因而對於那些得祖蔭和權勢支援而飛黃騰達的人，甚為鄙夷，羞與為伍。今次史迪威竟視我為權貴子弟，我豈能預設而不忿？史迪威也是一位很有個性的人。後來我在他身邊兩年多的觀察，發現他富有情感，雖較自信和固執，卻又能從善如流，只要他弄清了事實真相，他會及時修正他的觀念和做法的。當他聽完侯騰的解釋，知道我的確是一名打過仗的戰士後，他立即改變對我的態度，不但主動同我握手，而且還拍著我的肩頭，和顏悅色地對我說：“我的孩子呀！想不到你小小年紀，會有那些傳奇的戰鬥經歷，我要同你談談。”他說罷便離開商震，隨侯騰向我開的那輛車走來，他的副官狄克楊上尉趕忙替他開啟車後座的門，他卻沒有上車，而是來到駕駛室的車門邊，親手開門上了車，讓侯騰和狄克楊上尉上了後座。他自己就坐在駕駛室我身旁的空位上，像一位汽車駕駛教練一樣，仔細觀察我操作，等到汽車開出機場上了大馬路後，他才開始同我談話。他用一種很親和的神情和口氣對我說：“我的孩子呀！你這麼小的年紀就同極其兇惡殘暴的日本鬼子打仗，你不害怕嗎？”史迪威兩次這麼親切地對我說“我的孩子呀！”加上他滿面慈祥的笑容，一下子就把我的心拉近了，馬上驅散了我們在機場見面時所發生的不愉快情緒，使我從心底裡開始喜歡這位嘲諷過我的異國長者。我一面聚精會神、小心翼翼地駕駛汽車，一面扼要地向他講述我在緬甸組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協助英軍作戰的經歷。他聽得很認真，還頻頻發問。不知不覺中，我已把汽車開到波特酒家。史迪威一下車就對侯騰說，我們的話還沒談完，中午讓他來同我談談好嗎？侯騰點頭應允，囑我遵辦，隨即陪史迪威向院內走去。蔣介石夫婦已在院中迎候，他們寒暄一陣後，即上二樓會談，並設宴為史洗塵。

奉命組建“華僑志願隊”（1）

史迪威飯後沒有休息，把我找去面談，我便向他彙報“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在緬南首戰告捷，繼之在錫當河成功地掩護英17師突圍的經過：

1941年，蔣介石委員長鑑於日軍侵佔越南後，更加積極地籌備“南進”，深知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將是日本侵略者定要侵佔的目標。便設立軍委會駐滇參謀團，籌劃中英軍事合作、共同保衛滇緬路。林蔚團長認為對付日軍南侵，既要在政治和軍事上結成中美英荷（澳新亦在列）聯盟的“A、B、C、D陣線”和“新加坡軍事聯合會議”，形成亞太地區的抗日聯合陣線；同時更要組織發動亞太地區的千萬華僑參加抗日。他於1941年8月13日來54軍視察後，同我談話時見我也有組織華僑抗日誌願隊的想法，並看見我正在深入地研究東南亞各地的兵要地理和華僑狀況，便將我調到他身邊負責兵要地理和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