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1941年12月16日，我隨侯騰和英國駐華武官丹尼斯少將，到仰光會見英軍總司令胡敦中將，向他提交《中英聯軍緬甸南部會戰計劃》和組建中英聯軍統帥部與組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緬甸交通管制、緬甸防空防諜等項實施方案。胡敦立即將其上報印度總司令韋維爾定奪。

韋維爾隨即電告胡敦：⑴、馬來方面戰事緊急，緬南會戰暫緩計議。⑵、請中國先派1個團至打洛。⑶、英軍緬甸總部即是英中聯軍統帥部。⑷、即請中國派人組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參照“溫蓋特突擊隊”的模式編組裝備，由英軍後勤部保證供應，擔任敵情偵察，緬奸緝捕，治安維護工作。⑸、中國可向毛淡棉英軍派駐聯絡官。胡敦與侯騰商議並經在昆明的林蔚和在印度的韋維爾同意後，派我赴毛淡棉任英軍聯絡參謀，攜電臺1部，官兵5人，並責成我組建緬甸抗日誌願隊。胡敦另派英軍情報部中校參謀薛穆爾助我工作。

韋維爾拒絕中國軍隊入緬助英抗日（只接受1個團進駐打洛），卻請中國派人組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並由英軍負責該隊的後勤供應，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後來我從英17師副參謀長安德森上校和裝甲營長派生少校處得知：韋維爾曾對派生少校和安德森說，他寧願放棄緬甸，也不願為了請中國人來緬助戰保住緬甸而欠中國的情。韋維爾又說，緬甸是英帝國的重要屬地，也是印度的屏障，如果讓日軍佔了，將來英國還可以從戰後的“和會”上把它收回來。若是讓中國軍隊來緬甸，而他們肯定會賴著不走，那麼我們就無法趕走中國人。上面韋維爾的話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胡敦則講得更露骨。他說，緬甸的大患不是日軍的進攻，而是日軍第5縱隊緬甸獨立義勇軍。組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用以制服緬奸（這是當時對昂山的緬甸獨立義勇軍的通稱），可保後方安寧，使它能做好英軍特務隊做不好的事。對此，林蔚確實憂喜參半。他認為韋維爾不願進行緬南會戰，不讓中國軍隊及時入緬，必然坐失有利的戰機，導致被動挨打。但韋維爾熱心組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倒不失為明智之舉，遂從昆明軍校5分校17期即將畢業的緬甸僑生中調30人，另從昆明僑務人員訓練班僑生中抽調200人，當即用飛機運到仰光。當時，侯騰已請緬甸華僑總會，從緬甸各地華僑青年中，招募到身體健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無家庭負擔的未婚男青年1200人，以220人編入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其餘980人則集中在仰光英軍約克郡皇家步兵團軍營，由僑務人員訓練班（已由昆明調來仰光）對其實施1個月的軍事訓練，然後各回原地，成為各該地的華僑志願隊。

奉命組建“華僑志願隊”（2）

我則依照英軍總部的要求，參照“溫蓋特突擊隊”的裝編原則，將其編成30人的特勤分隊1個、140人的中隊3個，由侯騰報經林蔚批准並徵得胡敦同意後，派我為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指揮官，薛穆爾中校為總教官兼聯絡官，柯明華、王興漢、陳慶生擔任中隊長，柯仕達、瞿世昌、施競雄任副隊長，張世傑、林茂森、寇宗華、古耀宗、林祖蔭、林嗣訓、馬繼超、朱勁夫、蔡宗誠任分隊長，馬家騏任特勤分隊長，錢濟民、田種玉、黃振華分別任偵察、通訊、交通組長。每個中隊配備：輕機槍9挺，衝鋒槍36支，手槍6支，半自動步槍45支，揹負式無線電話機6部，每人攜手榴彈6枚，指北針1只，森林砍刀1把，彈藥1個基數和其他敵後森林作戰應有之裝具以及英式服裝揹包。

在仰光北部的燕子湖東頭有一座英國軍營，原為皇家約克郡步兵團和緬甸第5國境守備隊的駐地，因他們已開赴土瓦，毛淡棉營房已空，胡敦便讓剛成立的緬甸華僑抗日誌願隊和由昆明來此的僑務人員訓練班入駐其中。胡敦還決定於12月20日下午，派參謀長哈定少將向該隊授旗。我遂連夜進行制式訓練，20日一大早又接著操練閱兵式。下午3時，侯騰、丹尼斯陪同哈定前來檢閱，並舉行授旗儀式，哈定致詞。他說：“你們昨天才穿上軍裝拿到武器，只經過昨夜和今天上午短短几小時的訓練，現在你們已經是一支軍容嚴整、動作熟練、威武雄壯的軍隊了。這應該說是你們中國人創造的奇蹟呀！我祝願你們在戰場上再創奇蹟。”哈定話音剛落，隊伍中立即爆發出“消滅日寇！爭取勝利！”的口號聲。

當晚，在英軍總教官兼聯絡官薛穆爾中校、專業教官蒙森少校、比次上尉、羅伯遜上尉、泰勒上尉、戴偉思少尉等人陪同下，我帶著華僑志願隊28名幹部，450名隊員和中國聯絡組5名官兵、1部電臺，乘坐英軍汽車，向毛淡棉進發。21日清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