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在南京躊躇滿志地渡過了他人生中的第42個生涯。他有理由躊躇滿志，因為從他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以來的活動以及收到的效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也是在這一年，位於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籌劃醞釀已久的合併初步達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從來沒有想到，他之後的命運會與這所合併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合二為一，彼此之間可以成為代名詞。然而在當時別的人看來，出任這所還是將來時的燕京大學的最合適人選，則已經是非司徒雷登莫屬了。

當年“學生志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伯特·斯比爾（Robert　）認為“司徒雷登深切瞭解中國，於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因此他“判斷”：“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學’（後改名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克曼（）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身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倆。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北京大學’裡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於這項任命卻並非心甘情願，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願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在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經得心應手，而且正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2）他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並且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即美國著名的《時代》週刊創辦人享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援，但是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他應聘之前，應當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位燕京老教師的回憶中體會哈利·盧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貴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師）在她寫於1936年的《司徒雷登傳略》中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侷促的住在城內，沒有教員也沒有裝置……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3）

而美國方面屬意司徒雷登，也並非只是看中他的聲望以及基督徒的身份。“1920年，他（司徒雷登，筆者注）從神學院畢業後，就和兩位同學，在南方教堂中旅行了兩年，為教會募捐。”包貴思女士在同一篇文章中回憶道：結果是“金錢潮湧到教會來”。（4）

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靈魂（2）

雖然司徒雷登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任命並不情願，但是他並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他認為建立一所新大學，可以更好地服務於中國，而且這個任務跟他服務於自己的祖國美國也沒有什麼衝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請，但是同時約定：他不管經費的事情。

2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6月份他到達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後的第一次尷尬。那時候，五四運動結束不久，但是學生運動依然還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學生遊行示威的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後有一千多名學生遭當局逮捕。按照計劃，司徒雷登應於6月8日跟學生們正式見面，算是新校長的就職典禮。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沒有被捕的燕大學生，都滿懷熱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歡迎英雄們的光榮出獄，誰還顧得上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長？

不過，讓司徒雷登頭疼的不是突如其來的尷尬，這種局面對於熟悉中國形勢的他來說，也許是意料之中。

雖然一開始曾經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是一旦坐上校長的位置，這個問題就會來困擾他。在他後來的回憶錄裡，他回憶道：“當時學校一點現款都沒有”。而學校當前的情況卻需要更換一個更適合發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則沒有辦法發展。根據司徒雷登的學生韓迪厚回憶，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是這樣的景象：那裡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也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