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提供了高尚的理由：如果美國受到恐怖分子或從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生產的無賴國家的威脅，那麼自衛的權利就應當延伸到授權實施先發制人的和單邊的襲擊，趁潛在侵略者還不能攻擊美國之際就將其制服。

關於先發制人的襲擊，亞伯拉罕·林肯總統曾經說過：“允許總統在他認為有必要入侵鄰國以防止該國對我們的入侵，就是允許他在任何時候他說為此目的有此必要時就這樣做，就是允許他隨意發動戰爭……倘若今天他竟然說他認為有必要入侵加拿大以防止英國人入侵我們，你又怎麼能制止他？你可以對他說‘我認為不存在英國人入侵的可能性’，但他會對你說‘住嘴，你認為沒有可能性，可是我認為有’。”

有了世上無敵的軍事力量，布什總統顯然在得意地幻想美國既然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就該成為最強大的國際警察。然而，這也會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帝國主義者。更重要的是，如今出現了新的自殺式襲擊戰，使得美國最先進的武器在國內國外都顯得脆弱無力。這不是“世上無敵的力量”，而是“力量不敵的挑戰”。布什總統每個月花掉美國納稅人繳上來的80億美元，卻看不到這一事實。派出更多的兵力只會撐起更大的幻想。

關於民主制普遍適用論，布什總統在2002年國情諮文中又作了新的闡述：“美國將帶頭捍衛自由和正義，因為它們對於所有地方所有人們都正確適用，不會改變。沒有任何國家控制這些理想，也沒有任何國家是被排除於它們之外。我們無意將我們的文化強加於人，但美國將永遠維護人的尊嚴、法治、限制國家權力、尊重婦女、私有財產、言論自由、司法平等和宗教寬容等這樣一些不容談判的要求。”在這裡，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本章開頭引述的文化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位元在他的《地理思維》一書中的有關論述，還可以看看芝加哥大學文化人類學家理查德·施韋德的《喬治·W·布什及其傳教士立場》一文。

施韋德認為，布什總統鄭重其事的預言是一種“傳教士式的道義進步論”，充滿著帶帝國色彩的先驗的十字軍勁頭。對於那些原教旨主義者和美國例外主義者，布什的話啟用了一種沙文主義的反應，他們認為只要誰提到美國與別人是道義等價，就是自卑自賤的表現，似乎美國的文化並不只是世界上道義尊嚴的、充足有理的許多生活方式之中的一種。可是，難道真有可能提出“正確適用，不會改變”的道義宣告而又沒有種族中心論、狹隘區域論、政治上自私自利或教派偏見的氣味？布什總統的傲慢又怎麼碰巧與權力和財富聯絡在一起，似乎他期望的東西就必須是所有別的人也應該期望的？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意識形態與軍事上的過度擴張（4）

施韋德的看法也得到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納的支援。波斯納說：“道德是有地方性的……不存在什麼有意義的道德普遍模式。有一些同義反復的套語是到處通用的，例如‘謀殺是壞事，因為謀殺是惡意的殺害’，或者‘賄賂是壞事，因為賄賂意味著不正當的付錢’。但謀殺或賄賂該當何罪，不同的社會之間有很大差別。有很少一些基本社會行為準則，例如一定不要撒謊，不要無緣無故不遵守自己的諾言，或者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自己的親友或鄰居，可能所有人類社會都是相同的；如果有人說這些基本原則是普遍的道德法則，我可以接受。但是它們只是抽象原則，構不成標準。因此道德實在性是談不上的，存在的是一種形式的道德相對性。相對性要求按照適應主義理念來評價道德……要看它對存在，對其他終極目標，或者對一個社會或社會中的某一群體的貢獻如何。道德的相對性意味著我們要非常小心對待‘道德進步’的說法，因為它是有一定視角，不是客觀的……提出一種道德的標準，是由一定的社會文化來確定的，而不存在某種超文化的（‘普遍的’）道德價值觀，因此，除非是用於論戰的目的，我們不能說別人不道德；如果要說，也必須說明這是‘按照我們的認識’來看是不道德的。”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在1988年出版的《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一書中也指出，是否正義的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有關之人所處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條件以及該人對自己的見解。

施韋德指出，許多“善的客觀排序”的道義之言（例如說“以自己情願之事祝願他人”）其實也只是沒有根據和不可能有根據的喜惡之情加上了禮品的包裝而已。飲食方式、言談習慣、思維模式或性習慣等等，其喜愛厭惡都是一定文化、一定環境下的產物，在不同文化、不同環境之間往往會引起彼此間的反感。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