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任何有普遍約束力的和合理的方式來給所有時候、所有地方的所有的人編排所有價值觀。因此，要彼此共處，就應當照顧到每一種文化的良好社會的設計。即使傳教士式的一元論者要求消除文化差異以便讓人們都得到解放，文化差異依然不會消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既然布什總統說“我們無意將我們的文化強加於人”，那麼他提出的那些“不容談判的要求”似乎就該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有很不相同的形式了。在施韋德看來，這裡的問題就是：該認真對待布什總統這些用心的語言嗎？他只是一時說走了嘴嗎？或者，這不過是頗有心計的修辭手腕，用以顯示紳士風度，實則掩蓋帝國主義的意圖？

試以色情作品方面的言論自由權利為例。中國對色情作品的審查是比較嚴格的。考慮到出版者發行者的商業利益、消費者的利益以及社會或第三方的利益，對色情作品的嚴格審查是不是無理地侵犯了言論自由？自由派人士認為政府根本不該干預，維持社會的一定道德標準不是政府的事。可是中國人卻看法不同。　txt小說上傳分享

意識形態與軍事上的過度擴張（5）

在新加坡，警察發現有人舉止異常時，有權對該人進行尿檢，以判斷該人是否吸毒，新加坡認為這一做法並不侵犯隱私權。自由派人士從反家長制觀點出發，認為健康是個人自己的事，不應為此而對個人隱私權設限。但新加坡人覺得這一點限制有利於個人健康和公眾安全，是值得的。

在香港，孝道被廣泛認為是美德。當局對贍養父母的人實行一定的稅收減免。西方自由派人士也許覺得這是故意抬高某種美德或生活方式，違背了不偏不倚的原則。但中國人覺得這種做法是使一種抽象權利變得比較具體，不是減免的問題，而是在道德風氣上前進一步的問題。西方人更關心個人的獨立的權利，而中國人則比較關心個人權利的環境和個人權利的外在影響。儘管“外部性因素”如今已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話題，自由派人士仍然感到很難把它應用於跨文化研究。對於“外在敏感性”的範圍和規模，中國人和美國人認識上存在著巨大的但卻被忽視的差別。

再看看選擇政府的權利，它往往被認為是人權的關鍵。上文已談過，政府形式和政府領導人的選擇在美國是一種“公共選擇”，而並非“道義選擇”。民眾有權選擇政府是美國的生活方式。但是沒有什麼抽象的選舉制良方能適用於一切文化環境，更何況美國的選舉制在實踐中也是毛病百出。在中國，民眾選擇政府的權利不是表現為“選舉式民主制”，而是表現在實行“德能政治”和“政治協商”。

中國的德能政治是中國人選擇政府的方式。中國政府形式的未來取決於由中國文化確定的中國“公共選擇”過程，它不會由另一種文化來確定。作為選擇政府的一種方式的多黨競選制在中國受到禁止，其原因不僅在於政治上的自利，而且也在於政治文化、路徑依賴、負面示範以及和諧平等主義。不但供方（政府）不喜歡它（哪個政府喜歡被推翻？），而且“求方”（中國人民）也要求有一個堅強的德能政治的政府，他們認為政治西化有危險、代價高、不可取。道德的相對性最終導致“文化道德論”，證明西方民主制在中國不合適。

西方民主價值觀被看做是普遍適用的價值觀，只是因為當今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國家的精英們正好將這些價值觀奉為他們的理想，而且相信“給人自由即給己安全”。這種“民主和平論”是所有成年人都玩的兒童遊戲：你首先說明什麼是真正的民主；然後你用民主的定義把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排除在外；然後你說明為什麼真正的民主國家要對非民主國家進行戰爭；你可能還需要說明什麼是真正的戰爭。但在你敲定“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戰爭”以後，你最後敲定“和平”，儘管民主制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和平的選擇。伊曼紐爾·康德在他1795年的《永久和平論》一文中就預言過這一理論，可是17年之後，即1812年，就爆發了民主的英美兩國之間的戰爭。“民主和平論”的信仰者最不願提到的第一場戰爭就是1812年的這場英美之戰。這種自欺欺人的理論的“純”邏輯效應就是“###”。在愛德華·弗裡德曼的《如果中國不實行民主化會怎樣？戰爭與和平的含義》一書中，這一理論遭到了駁斥（論證包括17—18世紀的幾次英荷戰爭，美國推翻民主國家政權的企圖，如1954年在瓜地馬拉，1973年在智利，1979年在尼加拉瓜），但該書仍從文化觀點出發肯定了中國擴張論，同時卻又從非文化觀點出發主張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