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武日記，“李守常來函，道知人不易，少年人偶爾失檢可諒也。但不知屬於何項事耳。”李在信中只提出了應該原諒年輕人的過失這個原則，收信人也弄不清楚他為何要說這些話。我想大約就是為了鐵路密查員的事。張國燾回憶說：

這六個年輕的共產黨員頂著密查員的特殊頭銜，攜著鐵路長期免費乘車券，在鐵路上各處活躍，發展鐵路工人的組織，經常向鐵路當局提出改良鐵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們把高恩洪所賦予他們排除梁士詒交通系的使命置諸腦後，一心一意的幹他們心目中認為是純潔的職工運動。這在吳佩孚和高恩洪看來，不是幫助他們，而是給他們增加麻煩。彼此間的關係也因而惡化起來了。（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大概李大釗已經聽到吳高對密查員的作為不滿的反應，他想到白是這事的中間人，於是寫了這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諒解吧。

白堅武日記中所記的二人最後一次交往，是“鄢公復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紹重來洛，餘甚愛其才，惜軍幕有人滿之患，為介紹於農商部李印泉。覆守常函告衷曲。”這次所介紹的鄢公復其人的情況，待查。在這事以後不久，就發生了“二七”慘案。

1923年2月7日，根據吳佩孚的命令，在漢口江岸、鄭州和長辛店等地發生了屠殺鐵路工人的慘案。這一意料之外的暴行給予中共的打擊是沉重的。維經斯基就中國形勢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的報告中說：“聽馬林說，在漢口罷工遭到破壞後，我們的人情緒非常沮喪，對今後工作的前景看得過分悲觀。”（同上書，第234頁）吳佩孚成了工人運動的死敵。共產國際對他的評價也立刻改變了。在《嚮導》週報第24期上發表了孫鐸（即馬林）寫的《吳佩孚與國民黨》一文，其中說：

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二）（4）

吳佩孚現在這些行為，已足證明他是一個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專制皇帝還專制的人物。京漢路慘殺的四十餘工人，林祥謙的梟首示眾，施洋同志的槍斃，都可以提醒中國人民要反對洛陽軍閥的專制。

從此，共產國際就一心一意爭取孫中山了。

白堅武對“二七”事件的態度，他在日記中逐日有所反映。京漢鐵路總工會定於2月1日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白的日記：

聞五路工人在鄭州開會，吳使制止。餘函勸可準其開會，倘有逾範行動，再加以制裁。

鄭州工人開會，聞已和平制止。餘勸解吳使之效果，僅至此耳。天下事多為無識人所擾。

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二萬餘人舉行總罷工，全路為之癱瘓。對於出現如此事態，白在日記中評論說：

###結社，本為法律所許，軍警等官張大其辭，一禁迫便為多事，況匾額亦不準其掛，遂致演京漢路罷工，殊暗因勢利導。

京漢路尚未通車，各路亦有響應之訊。餘慮一誤再誤，覆函諫吳使勿終信小人之言，並會商李倬章參謀長謀鄭州軍警速決此事辦法。

2月9日罷工結束，京漢路恢復通車。這天白堅武在從鄭州開北京的火車上。日記中說：

聞車小工言，知工人漸悟自身利害，從事結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內容者。

他認為，工人運動，並不是由於誰的煽惑，而是為自身利害而鬥爭，是軍警的過分行動才激起工人罷工的。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方。在事情發生之初和慘案發生之後，他兩次上書吳佩孚勸諫，希望能在法律範圍內解決，希望能用溫和的辦法解決。雖說他的勸諫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這次慘案中是沒有責任的。不過這只是他個人的態度。站在李大釗的政治立場上看，只要白堅武還是吳佩孚的高階幕僚，就是敵對營壘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交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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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三）（1）

1923年8月，蘇俄派加拉罕來華談判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那時蘇俄在外蒙古有些損害中國主權的活動。加拉罕不願談這個問題，卻要求中國先同意恢復外交關係，以致談判遲遲不能開始。10月，曹錕就任總統。不久，中國代表王正廷即與加拉罕進行談判。談判進行了相當長的時間，到1924年3月，草簽了一個協定草案。這份草案只規定廢除沙俄同中國簽訂的條約，卻不包括蘇俄同外蒙古所簽訂的條約；在蘇俄從外蒙古撤軍的問題上接受了蘇方一些有損中國的條件；草案還承認了蘇俄對俄國東正教教會在中國的房地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