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兩人僵持不下。如果沒有大人物干預,不知還會僵持多久。波波夫是聯共(布)中央書記,同時兼任莫斯科州委書記和莫斯科市委書記,是索弗隆諾夫的保護人。波波夫說《莫斯科性格》是他的“定貨”。1949年1月,波波夫向斯大林彙報完工作後,順便提到法捷耶夫受欺負的事,斯大林只說了一句話:“這是對法捷耶夫同志典型的反愛國主義的攻擊。”謝皮洛夫被趕出辦公室,法捷耶夫大獲全勝。馬林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和老牌兩面派扎斯拉夫斯基(曾攻擊過列寧和高爾基)寫文章還擊。他們兩人聯名寫的文章《揭露戲劇評論家中的一個反愛國主義集團》1949年1月28日發表在《真理報》上,文章點了七位劇評家的名:博爾夏戈夫斯基、博亞吉亞耶夫(亞美尼亞族)、古爾維奇、尤佐夫斯基、霍洛多夫、馬留金(俄羅斯族)和瓦爾沙夫斯基。其餘五位均為猶太族,名單有濃厚的排猶色彩,與解散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相呼應。文章寫道:“在戲劇評論界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唯美主義餘孽的集團。他們鑽進我們的報刊,在《戲劇》雜誌和《蘇聯藝術報》上不斷髮表文章。他們是蘇聯人民十分憎惡的,與蘇聯人民敵對的無愛國心的世界主義的代表。他們阻礙蘇聯文學的發展,他們同蘇聯人民的驕傲感格格不入。”文章從尤佐夫斯基批判起。尤佐夫斯基是著名的高爾基研究專家,他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高爾基的必讀書。尤佐夫斯基熱愛高爾基,但對他並不頂禮膜拜,既肯定他的卓越成績,也指出他創作中的不足。如他認為《小市民》中的尼爾像個政論家,發表議論過多,與劇本的結構不協調。文章抨擊道:“……尤佐夫斯基妄圖用假面具掩飾自己的反革命的反愛國主義的真面目,竭力貶低工人出身的布林什維克的勇敢而高尚的形象……”強詞奪理到如此地步。
法捷耶夫和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在《真理報》上發表後,全國報刊爭先恐後地批判無愛國心的世界主義,批判的浪潮溢位戲劇界,波及各個領域。法捷耶夫是始作俑者,但真正的操縱者是索弗隆諾夫和蘇羅夫。這兩個毫無才華、嫉賢妒能的“劇作家”對批評過他們劇本的人恨之入骨,無情打擊,同時也不放過有才華的劇作家。他們對有才華的人的仇恨甚至超過批評過他們的人,想獨霸戲劇界。被點名的七個人的命運可想而知,但除霍洛多夫投河自盡外,其餘六人均未被逮捕,只開除黨籍公職並趕出住宅。名單之外的人同樣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阿爾特曼是1919年入黨的老布林什維克,長期做黨的工作,是法捷耶夫的老朋友。他曾任《戲劇》雜誌主編,1940年因發表批評考涅楚克的劇本《在烏克蘭原野上》被撤職。法捷耶夫讓他到猶太劇院當文學部主任,支援偉大的猶太演員米霍埃爾斯,因為他是猶太族。阿爾特曼賦閒數年,迫切需要工作,但拒絕法捷耶夫的建議。法捷耶夫百般勸說,阿爾特曼就是不肯從命。法捷耶夫只好祭起組織原則的法寶:“你到他那兒工作一年,僅僅一年!我們得支援米霍埃爾斯,他需要顧問和政委。這是黨的委派,你一定要接受。”阿爾特曼只好服從。他在反世界主義運動中被揪出來。懷疑是有道理的:不懂猶太語的人怎能當猶太劇院文學部主任,一定另有企圖。阿爾特曼恥於申辯,等待法捷耶夫為他說話。總有一天法捷耶夫會說:“同志們,別再提文學部主任的事了,我怎麼勸說他都不幹,最後我對他說這是黨交給他的任務,他才去了。”但這些話法捷耶夫始終未說,阿爾特曼死前喊了一句:“他們害死了我!”“他們”當中自然包括法捷耶夫。
藍英年:時代的弄潮兒西蒙諾夫(10)
運動雖然在全國展開,但正派知識分子並未積極參加,他們甚至同被點名的人來往。斯大林看到政治壓力不夠,還需要增壓,再作一個與反愛國主義鬥爭的報告。任務落到西蒙諾夫頭上。西蒙諾夫在知識分子當中素有自由主義的美譽,是適合人選。1949年2月的一天晚上,博爾夏戈夫斯基正在西蒙諾夫高爾基大街寓所,突然有人給他打電話,西蒙諾夫回答道:“我考慮一下,過半小時給你回電話。”這是聯共(布)中央政工人員馬斯林受馬林科夫委託打來的電話,委託西蒙諾夫作反對世界主義的報告,即納吉賓所說的法捷耶夫和蘇爾科夫都不肯作的那個報告。沒過十分鐘,西蒙諾夫就給馬斯林回電話,同意作報告。他對博爾夏戈夫斯基說:“我作報告比別人更合適,不能再粗野謾罵了,應當學會用文明語言辯論……我作了報告便更加有力。我能幫助很多人,這也許更為重要。”西蒙諾夫怎能使殘酷的反世界主義運動文明化呢?不過是接受任務時的自我辯解罷了。他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