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裡寫道：“誰也沒預見到與反愛國主義劇評家的鬥爭的可怕後果，法捷耶夫是這場鬥爭的始作俑者。我一開始便不贊成法捷耶夫如此殘酷地對待那些劇評家。法捷耶夫看中索弗隆諾夫的充沛精力，但並不瞭解他的為人，把他當成自己的幫手，而索弗隆諾夫一有機會便成為自以為是的文學劊子手。”西蒙諾夫把責任推給法捷耶夫及其幫兇索弗隆諾夫，對自己的責任隻字不提，臨終前也毫無懺悔之意。

1949年2月18日，在文學家中央大廳召開莫斯科劇作家和劇評家會議，西蒙諾夫作了題為《蘇聯戲劇的任務與戲劇批評》的報告。西蒙諾夫儘管使用了文明語言，但報告的火藥味決不次於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他們是這樣的人，”西蒙諾夫點了七個人的名，“在他們對我們蘇聯劇本的評論中，充滿卑鄙的惡意和恬不知恥的狂妄，正像法捷耶夫在作協理事會上所指出的那樣，打擊先進的劇作家，把他們置於充滿惡意和敵視的氣氛中。”先進的劇作家當然是指蘇羅夫和索弗隆諾夫之流，即他後來稱之為文學劊子手的人。“這幾個人的活動超越於蘇聯藝術之外，已被黨和報刊所揭發？他們的反愛國主義觀點已盡人皆知。我在這裡再次強調，反愛國主義劇評家活動中的最有害的一個方面，是他們正是一個集團，在反對蘇聯戲劇活動中互相支援。”接著他引用了斯大林在聯共（布）十五大上講話中的一段話：“在我們生活中總是有某種東西在衰亡。但衰亡著的東西不願意輕易地死去，他們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堅持自己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生活中也總是有新的東西在成長。但生長著的東西也不是輕而易舉地生長起來的，他們叫著，喊著，堅持自己生存的權利。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斯大林這段話是針對消滅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聯盟而說的，莫非西蒙諾夫把劇評家比作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綱也上得太高了。還有更可怕的呢。西蒙諾夫把法捷耶夫定的反愛國主義劇作家集團說成只是核心，有核心，當然還有外圍，幫兇，追隨者，慫恿者，大大地擴大了敵人的範圍。於是美術界、音樂界、科學界（特別是生物學和控制論等學科）都在揭發無愛國心的世界主義者，全國變成揭發世界主義的大戰場，給蘇聯科學文化造成災難性的損失。1949年4月7日《真理報》發表了尤·帕夫洛夫的文章《世界主義是美國反動派的意識形態工具》，運動戛然而止。當然是斯大林下了命令，就像當年農業集體化失控時他發表《勝利衝昏頭腦》一樣。從1949年1月28日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到4月7日帕夫洛夫的文章，只有兩個多月。但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裡，蘇聯知識分子經歷了一場噩夢。多少人被開除出黨，多少人被撤銷了職務，多少人被從住宅裡趕到街上。這場運動加固了斯大林體制的堅冰，直到1956年才開始解凍。

反世界主義是必然的，因為是斯大林的意圖，但從批評幾個劇作家開始卻是偶然的。為增加政治壓力作與世界主義鬥爭的報告是必然的，由誰來作則是偶然的。西蒙諾夫自己就曾懷疑是馬斯林搗的鬼。但他並非非作不可，弄潮兒的心理在他心中甦醒了，在驚濤駭浪中弄一次潮將會增加他的社會聲望，也會背上罵名。後一點，西蒙諾夫未必沒想到。他對這場運動應負多大責任呢？他不作報告，同樣會有人作。這當然是他的汙點，但也不必像納吉賓那樣過分譴責。西蒙諾夫一度是蘇聯文學的風雲人物，現已被人遺忘。像許多蘇聯作家一樣，他陪伴我度過了不少少年時光，我對他總還懷有幾分懷戀。我想起在莫斯科新聖母公墓見到蘇聯著名藝術家涅伊茲韋斯內為赫魯曉夫所設計的黑白相間的墓碑，涅伊茲韋斯內將如何為西蒙諾夫設計墓碑呢？但馬上就想到西蒙諾夫沒有墳墓，他的骨灰撒在白俄羅斯莫吉廖夫的土地上。也許，他想到還是不留墳墓好，免得將來受人褻瀆。

藍英年：時代的弄潮兒西蒙諾夫（11）

（原載《收穫》2003年第2期）�

藍英年話劇《彼得大帝》彩排記（1）

阿·托爾斯泰是中國熟悉的蘇聯作家，他的長篇小說《糧食》、《苦難的歷程》和《彼得大帝》對五六十歲以上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過較大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初期根據小說《彼得大帝》拍攝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放映，彼得大帝由著名演員尼·西蒙諾夫扮演，演得極其出色。

小說《彼得大帝》，是阿·托爾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題材，在寫小說的同時，還編寫了電影指令碼和話劇劇本。話劇劇本《彼得大帝》1934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