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斯洛夫性格陰鷙，不易激動，對人客氣，極不喜歡拋頭露面。特別是他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後，很多事都不親自出頭，指揮別人幹。不知道他厲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觸時，對他的印象往往不壞，連桀驁不馴的索爾仁尼琴都如此。

“1962年12月，特瓦爾多夫斯基帶我到克里姆林宮參加蘇共領導人與文藝工作者會面活動”，索爾仁尼琴在《牛犢頂橡樹》中寫道，“他帶著我在大廳裡轉，有選擇地介紹我同作家、電影工作者、畫家認識。在電影廳裡有一個瘦高的人，長著一張聰明睿智的臉，向我們走過來。那人使勁握著我的手，說他讀了《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非常喜歡，他握著我的手不停地搖擺，彷彿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其他人見面都自報姓名，只有他沒說自己是誰。我問特瓦爾多夫斯基同我說話的人是誰，他低聲對我說，聲音裡含有責備：‘這是米哈伊爾·安得列耶維奇！’我聳了聳肩：‘米哈伊爾·安得列耶維奇是誰？’特瓦爾多夫斯基加重責備的口氣說：‘就是蘇斯洛夫！’但蘇斯洛夫對我不認識他並沒生氣。我不懂得他為什麼如此熱情歡迎我，因為這時赫魯曉夫並不在旁邊，也沒有一個政治局委員看到他同我握手——就是說，他沒有討好任何人的意思。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真實感情的流露？硬裝出自己是政治局裡最有民主作風的人？——黨內頭號理論家？難道果真如此？”這段話是索爾仁尼琴後來寫的，從這次會面到寫《牛犢頂橡樹》，他對蘇聯政權的看法發生根本轉變，但從中仍能看出他對蘇斯洛夫最初的印象還是不壞的，因為此時，他對蘇斯洛夫一無所知。

但是深知蘇斯洛夫權勢的人就不會有這樣的看法了。蘇聯評論家拉扎列夫在《第六層樓》（《各民族友誼》）一文中描繪出《文學報》主編、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接蘇斯洛夫電話的一幕。“一次，我成為有趣的一幕的見證人。柯切托夫因為一篇稿子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這時‘紅機子’響了。‘米哈伊爾·安得列耶維奇’，柯切托夫向對方問好（我知道是蘇斯洛夫打來的），立即站起來，整個談話過程，他都保持立正姿勢，說話的口氣也同立正姿勢相吻合。從柯切托夫的辯解上判斷，蘇斯洛夫在訓斥他。柯切托夫一再保證，一定聽從黨的指示，並立即執行。我猜到他們談的是《文學報》下一期將要發表的抨擊恰科夫斯基的小說《生活中的一年》的文章。這篇批評文章是按照柯切托夫的意思寫的。柯切托夫對恰科夫斯基素無好感，能在報紙上打他一個耳光非常開心，再說《生活中的一年》並非傑作，批評一下並非不可。但蘇斯洛夫喜歡恰科夫斯基，認為發表批評恰科夫斯基的文章是個錯誤。批評文章馬上撤下來，扔進字紙簍裡。”柯切托夫在蘇聯也算大作家了，寫過《茹爾賓一家》和《葉爾紹夫兄弟》，在作家當中飛揚跋扈，在《文學報》裡稱王稱霸，但在蘇斯洛夫面前竟如此奴顏婢膝，因為他了解蘇斯洛夫的為人，知道他的厲害，他的一句話便可決定自己的命運。柯切托夫後來被逼自殺，逼迫他的人當中便有蘇斯洛夫。

“我們已經說過蘇斯洛夫對榮譽頭銜不感興趣，隨時感到自身的權勢才是主要的。他在私人生活上是禁慾主義者。他不修建豪華住宅，不舉辦盛大宴會，喝酒從不過量，不大關心兒女的前程：女兒瑪伊尼婭和兒子列沃利從未擔任過要職。蘇斯洛夫沒有學位和學術職稱，也並不渴望得到。在這一點上，跟另一位中央書記伊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親信特拉別茲尼科夫不同，前者獲得蘇聯科學院院士稱號，後者幾經波折最終當上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恰恰相反，中央委員會根據蘇斯洛夫的建議透過一項決議，禁止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利用權力獲取學位。蘇斯洛夫置身於以勃列日涅夫為榜樣的席捲蘇共高層人士的受勳的浪潮之外。”（梅德韋傑夫《原地跑步或向後轉》）蘇斯洛夫對待子女的態度不僅跟政治局的同事不同，而且跟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大相徑庭。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借老丈人的光當上《訊息報》主編還情有可原，因為他本人確有才能和見識。勃列日涅夫的快婿丘爾巴諾夫在老泰山的庇護下一步登天，無惡不作，一直逍遙法外，除證明勃列日涅夫的袒護外，不能做別的解釋。蘇斯洛夫要比他們乾淨得多。還可以補充一點，蘇斯洛夫衣著毫不講究，始終穿蘇共很多領導人早已不穿的舊式西裝和套鞋，很像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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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二）（2）

蘇斯洛夫每年把黨中央的會計叫到辦公室來兩次，向他報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況，拉開抽屜，把剩餘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