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上繳。他到外地視察，一定要交飯費。我在《涅瓦》雜誌（1989年）上讀過作家格拉西莫夫的小說《美好的願望》，描繪了蘇斯洛夫是如何交飯費的。蘇斯洛夫到某州府視察，州委書記知道中央大員蒞臨事關重大，接待好壞影響自己的前途。其他方面的精心準備自不必說，單說如何準備蘇斯洛夫的午餐。主人問他明天想吃什麼。蘇斯洛夫感謝主人想得殷勤，隨口說，親愛的同志們，難道你們忘了，明天是全國食魚日，大家都吃魚呀。州委書記馬上派人飛往莫斯科，打聽蘇斯洛夫愛吃什麼魚，得知中央書記最愛吃鮭魚後，又立即派專機飛往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買鮭魚，因為那裡出產的鮭魚最好。次日午餐時端上鮭魚，蘇斯洛夫吃得津津有味，誇獎鮭魚鮮美。吃完問應付多少錢，書記說半盧布，蘇斯洛夫從錢夾裡掏出半盧布放在桌子上，微笑著離開餐桌，對自己的廉潔非常滿意。他真不知道鮭魚的價錢？也許真不知道，因為他從不關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蘇斯洛夫的思想卻比赫魯曉夫保守得多，甚至比勃列日涅夫還要僵化。他信奉的教條是：在思想領域中不可能“和平共處”，現階段思想意識鬥爭日趨尖銳，必須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堅決鬥爭。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斯大林分子。對一切違背教條的言行都堅決打擊，徹底剷除，毫不留情，這一點又同《套中人》的別利科夫憎恨一切新鮮事物一樣。斯大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在《僅僅一年》中敘述了她同蘇斯洛夫會面的經過。

“我走到老廣場，料到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父親在世時，我見過蘇斯洛夫幾次，但從未說過話。父親去世後，他同柯西金一樣，一見到我便問道：‘生活怎麼樣？有什麼困難？為什麼不上班？’我提起呈交柯西金的那封信，我說：‘我的請求是否批准了？這是我們兩人共同的請求，難道不能滿足一個垂死的人的最後願望？’蘇斯洛夫坐在桌子後面，焦躁不安地扭動著身子。一雙血管突起的蒼白的手動來動去。他身體瘦高，長著一副宗教狂的臉。他眼鏡的厚鏡片也沒使他逼視的目光變得柔和一點。‘你知道你父親最反對蘇聯人同外國人結婚。我們還制定了一條相關的法律！’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對我說。‘那又怎麼樣？’我儘可能保持禮貌。‘父親在這個問題上是錯誤的。現在別人都能同外國人結婚，為什麼我不能？’蘇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兩手使勁轉動鉛筆。‘我們就是不放你出國！’他氣憤地說。‘辛格要走讓他走好了。誰也不留他。’‘他會死的！’我大聲說，覺得現在必須把話說清楚，‘他會死在這裡，而且用不了多久。他這樣死會使我們大家難堪，讓我內疚！我決不允許！這將是我們大家的恥辱。’‘怎麼會是恥辱呢？不是一直給他治療嗎？誰也不能責備我們沒醫治他的病。他是病人，死了就死了唄。但你不能出國。外國人會挑釁的。’‘怎麼會挑釁呢？這與挑釁有什麼關係？’‘你什麼也不懂！’他喊起來，‘戰後我到英國，飛機一降落，一夥舉著標語的人就朝我喊起來：把妻子還給我們！你明白嗎？’‘我不明白這算什麼挑釁’我說，‘我不明白你們何苦為我操心，如果真遇到這樣的事，難道我不能應對？’‘你一到國外就會被記者包圍。你根本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一句話，到處都有政治挑釁，我們不願意你受折磨。’白費口舌，談不到一起去：各說各的，從不同的觀點談論不同的問題……‘你幹嗎非要出國呢？’他最後說，好像我申請出國旅行。‘你看我們全家，包括孩子們，誰也不想出國！沒意思！’他為全家的愛國主義頗為自豪。我走了，帶走這個現在領導全黨的花崗石腦袋的人留給我的可怕的印象……”蘇斯洛夫的愛國主義就是不讓斯大林女兒把身患重病的丈夫送回國醫治。她丈夫辛格是印度共產黨員，在氣候溫暖的環境中長大，不適合莫斯科的氣候，後來果真病死在莫斯科。1966年，阿利盧耶娃把辛格的骨灰護送到印度德里，印度使館發給她一個月的簽證。但阿利盧耶娃到德里後，蘇聯駐印度大使命令她在兩週內必須回國。深諳蘇聯政治內幕的阿利盧耶娃當然知道限期回國意味著什麼，只得選擇“叛逃”這條路了。她的“叛逃”完全是蘇斯洛夫逼的。赫魯曉夫不會這樣做。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如果讓阿利盧耶娃在德里多逗留一段時間，不逼她，她是會回國的。赫魯曉夫尚有同情心，蘇斯洛夫沒有。但這時，赫魯曉夫已下臺，無法照顧阿利盧耶娃了。

藍英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三）（1）

蘇斯洛夫是1902年生人，貧苦農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時，他還是少年，沒有參加過革命活動。他考入普列漢諾夫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