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馬林科夫主持下的蘇聯部長會議例會透過的決議舉辦的。但1949年2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卻把交易會定為反黨活動，隨即透過庫茲涅佐夫、羅季奧諾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和波普科夫（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反黨活動的決議”，列寧格勒州、市中層以上幹部統統撤職，其中不少人被捕。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大獲全勝。2月21日馬林科夫來到列寧格勒，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發狂似的向列寧格勒的黨員們喊道：“你們築造了反黨老巢！編造了列寧格勒特殊‘圍困，命運的神話！貶低了偉大斯大林的作用！準備偉大斯大林來的時候進行恐怖活動！”1949年8月庫茲涅佐夫、沃茲涅先斯基、羅季奧諾夫、波普科夫以及州、市黨政負責人統統被槍決，兩千名幹部被趕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加盟共和國，他們的位置被馬林科夫的人佔據。這是蘇聯戰後最大的一次清洗，歷史上稱為“列寧格勒事件”，這是斯大林暮年蘇聯領導集團內的一場權力之爭，主要是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之爭，他們兩人都有接替斯大林的可能。日丹諾夫觸犯了貝利亞的利益，才迫使貝同馬林科夫結盟。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使鬥爭第一次公開化。蘇聯領導層一向對外掩蓋列寧格勒事件，把關於兩雜誌的決議同整個事件分開，有意把日丹諾夫製造成迫害知識分子的劊子手的形象。不應僅憑日丹諾夫所做的報告評價他的文藝觀點和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但也不應忘記他是斯大林時代的人，那個時代人的特點他也應有盡有。在斯大林時代蘇聯領導人當中，日丹諾夫的文化修養還應算高的，對知識分子比起別的領導人來也還算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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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日丹諾夫報告的背後（4）

附帶提一句，1988年10月2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把聯共（布）中央《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作為一項錯誤決議予以廢除。

（原載《隨筆》1996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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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一）

大約十年前，嚴秀先生對我說，他約請幾位先生撰文批判蘇聯意識形態頭頭日丹諾夫。他說日丹諾夫開打棍子先河，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尤為惡劣，不清除他的影響，中國的文學藝術難以健康發展。但他約寫的文章參差不齊，終未能結集出版。我插了一句：“蘇斯洛夫比日丹諾夫更壞。”嚴秀先生興奮起來，說道：“蘇斯洛夫控制蘇聯意識形態的時間比日丹諾夫長得多，帶來的危害肯定更大。可連日丹諾夫都寫不出來，更不用說蘇斯洛夫了。”那時，我便產生了寫蘇斯洛夫的想法。

可是要寫蘇斯洛夫確實困難很多。我掌握的資料太少，對他的反感多於瞭解，沒有充分的資料，如何動筆？2001年再次到俄羅斯遠東大學執教時，便著手蒐集蘇斯洛夫的材料。先找到1982年為紀念他逝世而出版的《蘇斯洛夫三卷集》。翻開一讀，叫苦不迭。一面讀，一面想，要是懲罰一個人，用不著對他施行體刑，強迫他讀蘇斯洛夫的文章就行了。三卷集的內容用兩句話便能概括出來：對國內外的階級敵人要無情打擊，堅決鎮壓；蘇聯各方面的成就輝煌，蘇共光榮偉大，路線一貫正確。從1946年至1982年，他擔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三十八年間，在各種場合翻過來倒過去講的就是這麼一點意思，沒有一點新鮮東西。接著便蒐集散見報刊上的資料，多半都是1989年以後發表的。這時蘇聯開始實行“公開性”，作者們已無顧慮，蘇斯洛夫四十多年來的劣跡逐漸被披露出來。蘇聯意識形態最高指揮官的形象在我眼前也逐漸明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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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二）（1）

蘇斯洛夫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朝的股肱之臣，但與兩位主公的作風完全不同。赫魯曉夫是衝動型的人，一旦奇思突發，便會幹出意想不到的荒唐事。如隨口答應替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壩。他性格粗魯，動輒對政治局委員們大發雷霆，竟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說時脫下皮鞋敲講臺，成為外交史上的笑料。但赫魯曉夫思想活躍，看到斯大林體制對蘇聯社會的危害，不改變不行了。勃列日涅夫性格平穩，為人隨和，但好出風頭，拼命在各方面表現自己。他不僅冒充天才的統帥，還以卓越的作家自詡。勃列日涅夫貪圖享受，酷愛打獵，有專門的狩獵場扎維多沃。他思想保守，對集權體制情有獨鍾。所想的僅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權勢，最擔心的也是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戰。手下的人只要不影響他的權勢，幹什麼他都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