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致肖洛霍夫的公開信》，投寄作協羅斯托夫分會理事會、俄羅斯聯邦作協理事會、蘇聯作協理事會、《真理報》、《訊息報》、《錘子報》、《文學俄羅斯》和《文學報》。利季婭公開譴責肖洛霍夫那些不負責任的話。她投寄作協和各報刊，公開表態，並準備承擔責任，這在1966年算得上壯舉。但沒有一家報刊敢刊登她的公開信。肖洛霍夫是碰不得的。儘管肖洛霍夫看不起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不允許批評肖洛霍夫。當時地下出版社大量印發這封信，造成極大影響。利季婭同作協的關係更加惡化，並且雙方都不再妥協。幾乎喪失視力並患有嚴重心臟病的女作家同強大的作協對立，結果可想而知。

1966年10月，即《公開信》流傳後，利季婭寫了一篇回憶馬爾夏克的文章，紀念他逝世兩週年。她認識馬爾夏克四十年，一起工作過九年，當然有值得寫的東西。她把文章拿給兒童文學出版社，可編輯連看都不看。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出版社採用了。稿子發排前，編輯部打來電話，請利季婭刪去兩小段。第一段：“1937年至1939年，馬爾夏克的幾個朋友被捕失蹤，他為受迫害者申辯，有時居然成功。”第二段：“歲月流逝，斯大林死後人們開始返回城市並獲得新生。1955年，格爾曼在《文學報》上著文稱讚三十年代馬爾夏克所領導的‘列寧格勒’編輯部。馬爾夏克讀後對我說：‘彷彿開啟砌死的門。”利季婭拒絕刪除。稿子沒有發表。

1966年，兒童文學出版社請利季婭為米爾奇克小說集寫序。這是一部講述童年的小說，故事發生在沙皇時代，是作者20世紀30年代的作品。米爾奇克是位老同志，十月革命時期任工兵蘇維埃代表，參加過左派社會革命黨。米爾奇克30年代發表小說時，責編正是利季婭，所以她是寫序最合適的人選。米爾奇克的兒子也請她寫序，寫寫漸漸被人遺忘的父親。利季婭礙於情面答應了。序寫好後，出版社社長看了極為滿意，但要求刪去下面的一段話：“1938年米爾奇克被捕。馬爾夏克的編輯部被搗毀，有的編輯被逮捕，有的被撤職。”社長說：“我們是兒童出版社，何必讓沉重的過去給他們的生活蒙上陰影呢？”利季婭拒絕刪除，序無法使用，影響了小說集的出版。利季婭不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爾奇克的兒子。同年4月28日，利季婭收到出版社的一封信：“作為責編，我很痛心，您不肯刪去序言中的一段話。我知道您的指導思想，但您也應為讀者想想。您的拒絕使讀者無法閱讀同小說如此和諧的序言。祝您和令尊五一節快樂，春天和歡樂的節日快樂！”最後這句話使利季婭十分惱火。什麼“春天和歡樂的節日快樂”？她回了一封不客氣的信，摘譯如下：“您隱瞞了我們爭吵的真正原因，因為您的信是用公文紙寫的。印著出版社印章的公文紙既無法坦誠地談論恐怖期間的犧牲品，也不敢提到您必須遵從的刪除它們的指令。我則用普通訊紙以私人身份回信。沒必要隱瞞問題的實質。我同出版社的爭論並非有關‘一段話或一個句子’，而是有關人的鮮血和人的言論自由。您預定出版的小說集的作者米爾奇克是位卓越的作家和我的摯友，一位老工人和兩次革命的參加者，在斯大林暴政時期同千百萬無辜的人一樣被殺害。下一代人，被害者的子輩和孫輩該不該知道這一切？我堅信應該知道。對暴行不僅應抽象地講述，還應透過具體人的命運來講述。這是活下來的人的光榮的、義不容辭的責任。”

利季婭的拒絕引起很多人的不滿，其中包括米爾奇克的家屬。“他們向我解釋，如保留您的序言，對很多人來說便保留了這個人的生動形象。您拒絕刪除，出版社只能用簡介代替序言，讀者便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只要在括號中標出作者的生卒年月，刪掉這段話讀者也能猜到發生了什麼事。”利季婭毫不動搖，因為她知道沒有她的序言，書仍然能出版。同日特科夫的書不同，沒有她的序言書未必能出版，所以那時利季婭只好妥協。

藍英年：利季婭打官司（二）（3）

1967年，《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和《致肖洛霍夫的公開信》在國外發表，上面有人下達指示：禁止再版利季婭的舊著和發表她的新作。1968年斯大林逝世十五週年之際，利季婭寫了一篇題為《不是處決，而是思想，而是言論》的文章，投寄《訊息報》。文章自然沒登出來。文章較長，只能摘譯其中的一段：“我想一個螺絲一個螺絲地研究這架機器如何把充滿活力的活生生的人變成冰冷的屍體。必須對這架機器作出判決，並大聲喊出。不能銷賬，在上面心安理得地打上‘銷賬’，而要解開其原因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