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1965年以後出版的書籍。

1965年，斯拉文出版了《肖像與札記》，其中談到蘇聯駐法西斯義大利著名記者維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說過，他將活到人民起義絞死墨索里尼的那一天。金的預言實現了，但他沒活到那一天。他無法預見自己出了駭人聽聞的事。”作者沒說出是什麼駭人聽聞的事：金1937年被處決。1972年，發表了回憶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州第一書記貝塔爾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感人的話：“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納爾奇克（州府）的街道上奔跑……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爺爺奶奶們時常來到廣場上貝塔爾的紀念碑前，望著貝塔爾的銅像抹眼淚。”作者應當告訴孩子們，爺爺奶奶之所以望著貝塔爾銅像落淚，是因為他們懷念這位1937年被處決的書記。是作者不敢寫他被害還是編輯根據指示刪去了？在1973年出版的由蘇聯著名文學理論家和語言學家巴赫金著的《詩學與文學史問題》一書中，序言是這樣介紹作者生平的：“巴赫金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專著後便遷移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交界處的庫斯塔奈市。”巴赫金為什麼從資料豐富的列寧格勒遷往偏僻的小城庫斯塔奈呢？難道那裡反而比列寧格勒的研究條件更好？實際上，巴赫金因在研究中發表了獨創見解而被流放到那裡，作者不敢挑明。最可笑的是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介紹了。1973年，詩人文庫出版了《曼德爾施塔姆卷》，序言介紹了曼德爾施塔姆的生平。他一會兒住在克里木，一會兒住在莫斯科，又住在彼得格勒，然後又回到克里木，接著又到第比里斯、埃裡溫、羅斯托夫、彼爾姆、阿布哈茲，最後來到沃羅涅日，創作道路至此中斷。序言給讀者的印象是曼德爾施塔姆酷愛旅行，像果戈理一樣，只有在旅途中才有靈感，但序言偏偏漏掉曼德爾施塔姆旅行的終點海參崴。其實曼德爾施塔姆不是到各地旅行，而是被流放到各地，1938年病死在海參崴勞改營轉運站。招致殺身之禍的是那首《我們活著，感覺不到國家的存在》。這些序言，作者都隻字不提。不掩飾他的生平，詩集便無法出版，這也算為出版詩集所付出的代價吧。

利季婭是蘇聯作家，也寫過迎合政策的文章。她坦率承認：“說起來，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謊言的製造者，對社會真相保持沉默。對每個人來說，總有一天真理會扼住他喉嚨，並永遠鑽入他靈魂。對我來說，這一天是在我親愛的城市血流成河時來臨的。我睜開眼睛是不是太晚了？當然晚了。農業集體化時我未睜開眼睛，但我一睜開眼睛便寫了《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我並非為了發表，只想記下喪失理智社會的一個方面。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後，我同很多人一樣，萌生了發表的希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旦我明白我國又開始剝奪記憶，我徹悟了：不論給我任何財富，我也決不出讓我用痛苦釀造出來的成果。可以永遠不印我寫的一行字，就讓我的創作構思永遠無法實現。我也不允許從我著作中刪除犧牲者的名字。”利季婭作出決定，但實行起來談何容易。不出書收不到稿費，難以維持生計，因此很多作家都作了這樣或那樣的讓步。他們戲稱這種讓步為貼郵票，貼上郵票信才能郵走。利季婭也貼過郵票。1955年，她寫過一篇評論日特科夫創作的文章《隱藏的遺產》。日特科夫是1905年革命的參加者，寫過不少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維克多·瓦維奇》，但他通常被視為兒童文學作家。利季婭卻認為《維克多·瓦維奇》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文學報》準備介紹《隱藏的遺產》，但提出兩個條件：一，不提《維克多·瓦維奇》，因為法捷耶夫否定了這部小說；二，把標題改為《走進成人國度》。這篇文章便算作日特科夫作品集的序言。為了能使日特科夫作品集出版，利季婭接受了《文學報》的條件。後來她寫道：“我在文學創作道路上是否只做過這一次讓步呢？回想起來萬分慚愧。我在1951年出版的《十二月革命黨人——西伯利亞的研究》一書中，竟然歌頌斯大林憲法和斯大林對西伯利亞的工業改造，儘管那時我十分清楚憲法和工業改造的代價，但我仍屈從公認的貼郵票理論。”

藍英年：利季婭打官司（二）（2）

1966年，法院審判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兩人都判了刑。六十二位作家聯名致信蘇共二十三大主席團，認為量刑過重，要求減刑。肖洛霍夫在蘇共二十三大上卻說：“這兩個黑心的壞小子要是落到難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時並不按刑法典嚴格劃分的條款判決，而是遵從‘革命的法治意識’判決，哎呀，這兩個變身有術的妖怪恐怕不會判得這麼輕。”為此，利季婭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