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的線團，嚴肅認真地、一環接一環地加以分析……千百萬農民被劃入‘富農’或‘準富農’一欄，被驅趕到荒無人煙的北方，驅向死亡。千百萬城市居民被劃入‘間諜、破壞分子和人民敵人’一欄，被關進監獄或勞改營。整個民族被指定為叛徒，從他們祖居地驅趕到異邦。是什麼把我們引入前所未有的災難？國家機器為何撲向無還手之力的人呢？為什麼國家安全機構同負有維護法律尊嚴的檢察機構融為一體？為什麼以聲張正義為宗旨的全國報紙都有計劃地、機械化地、千篇一律地誹謗受迫害者，對所謂被揭發出來的、出賣給外國情報機構的死不悔改的人民敵人說了數不清的假話？”

“這樣的事是何時發生的和怎樣發生的？毫無疑問，這是學者們至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化合物。為什麼能夠化合？研究它們不僅是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艱鉅任務，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務。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並且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應當號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輕的，勇敢地反思過去，認識過去，那時未來的道路才會清晰。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及時，今天便不會審判言論了。”這篇文章不脛而走，並很快流傳到國外。

利季婭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作協黨組書記瓦西里耶夫（曾是契卡分子），1969年10月提出開除利季婭作協會籍的建議，但隔了四年，他的建議才得以滿足。利季婭暫時只受到警告處分，但從此，官方不僅不準出版她的作品，連她的姓名也禁止在出版物上出現。

1967年，列寧格勒報刊書籍出版社決定出版阿赫瑪託娃的文集《詩歌與散文》。這是女詩人逝世後出版的第一個集子。利季婭是阿赫瑪託娃多年的朋友，詳細記錄了她同阿赫瑪託娃每次的接觸。她不僅瞭解阿赫瑪託娃的創作構思，也知道許多技術上的細節。如某詩寫於何年何地，阿赫瑪託娃本人反而會弄錯。出版社請利季婭作註釋，她父親老丘科夫斯基作序，當然都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他們同編纂詩人叢書《阿赫瑪託娃卷》的日爾蒙斯基院士交換意見，一起確認編輯過程中發現的新材料。出版社責編德魯揚從列寧格勒來到莫斯科，利季婭同德魯揚發生爭執。如德魯揚要求刪去《最後的玫瑰》的被奉獻者的名字——布羅茨基，即後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那時，布羅茨基在蘇聯名聲很壞，被稱為寄生蟲。為儲存這首詩，利季婭同意刪去布羅茨基的名字。利季婭作完註釋送給日爾蒙斯基院士審閱。院士看了大為讚賞，並寫了極高的評語。1968年6月，利季婭看完清樣，1969年2月看完三校樣，書馬上就要發排了。這時，責編德魯揚從列寧格勒打來電話：“書停印，開印日期未定。書稿尚未審批。”為什麼停印？誰尚未審批？無人回答。連日爾蒙斯基院士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利季婭知道，書稿不能發排是因為她，如印出來將出現：利季婭註釋，而她的姓名是不準出現的。出版社不僅退了她作的註釋，也退了老丘科夫斯基寫的序言，但都付了稿酬。父親沾了女兒的光。

1969年10月，老丘科夫斯基病逝。作協已無顧忌，可以放手收拾利季婭了。像丘科夫斯基那樣著名的老作家逝世都要成立文學遺產委員會，利季婭卻被排除在委員會之外。丘科夫斯基住院時完成了他最後的一篇文章《一個老說故事人的坦言》，《文學俄羅斯報》決定發表這篇文章。利季婭在朋友的幫助下整理出文稿，但過了一個月，文章仍未發表。利季婭覺得蹊蹺。這時，她收到報社總編輯的電話。利季婭問他為什麼不發表，總編輯回答道：“我們樂意發表，可是很遺憾，我們無法發表。文章下腳註明：利季婭整理。”利季婭說她樂意刪去自己罪惡的名字，只要文章儘快登出來。總編輯回答道：“口頭允諾不行，必須出具書面宣告。”利季婭萬般無奈，不得不寫書面宣告：“得知我所整理的我父親的文章《一個老說故事人的坦言》由於文章下腳提到我的名字而無法發表，我宣告同意發表時刪除我的名字。”報紙收到她的宣告後，文章馬上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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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利季婭打官司（二）（4）

利季婭同父親感情很深，並深受其影響，自然想寫點懷念父親的文字。丘科夫斯基活了八十七歲，經歷過很多事。利季婭只選擇了自己的童年：父親如何教孩子們划船，教他們英語，在海里向他們朗誦巴拉丁斯基的詩。內容絕無問題。但在《文學俄羅斯報》的事發生後，利季婭不再抱向報刊投稿的幻想。利季婭記得《文學俄羅斯報》總編輯對她說的話：“共產黨員的良心迫使我不允許您的名字出現在我們報紙上。上面沒有任何人指示我們。”《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