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還都南京的盛大慶典都掩飾不住真實現狀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筆記上，在成都旅行的費正清寫道：“簡直無法相信，在這片土地上竟有那麼多的老百姓，而統治他們的階層竟是那麼少的一小撮。農民和鄉紳都是舊中國的產物，新中國只不過是薄薄的一層，由極少數維持著現代社會運轉的人組成。”費正清發現，中國現代化的一面相當脆弱，不但現代工業脆弱，更缺乏現代國家所必備的行政機構。他說四川省省長儘管地位顯赫，卻不比上美國艾奧瓦州任何一個部門的管理。他沒有像樣的秘書處，也缺乏任何資訊流通與監督機制，總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個人的力量。

將近40年後，一生顛沛流離的黃仁宇呼應了費正清的觀察。他用後半生來思考國民黨為何失敗。他不否認蔣介石與國民黨面臨的種種問題，但他把個人的失敗歸咎於更大的一股歷史潮流。他承認蔣本人並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國民黨宣傳機關所頌揚的“偉大名將”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個人魅力。在1939年，年輕的黃仁宇第一次見到並聆聽了委員長的演講，結果卻讓19歲充滿幻想的黃仁宇極其失望，被標榜為“敏捷堅定，愛冒險，有想像力”的蔣介石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像一個教練班長一樣迷戀於細節，黃仁宇後來說：“在和他同地位的戰時領袖中，沒有人像他一樣發表如此無趣的演講……”在黃看來，蔣介石甚至不具備成為*者的能力，因為他從未完全掌控全域性。

費正清說*是覆蓋在舊中國上的薄薄的一層皮，而在黃仁宇眼中，國民黨軍隊所擁有的現代裝備連同蔣介石設立的現代政府一樣，距離中國民間社會是如此遙遠，它們看起來“更像是外來干涉力量對抗中國社會”。不過，對於更廣大的中國人來說，甚至對於當時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或許並不完全瞭解共產黨，但對國民黨政府的陰暗面卻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儲安平在當時頗受歡迎的政論雜誌《觀察》上，提及了國民黨政權正在喪失其原來的支持者：“現政權的支援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批人，沒有人對南京政權有好感。”

1936年那個給人以信心的國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棄。抗戰勝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續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勝利的最初日子裡，淪陷區的人民就發明了這樣的順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因為接收大員們似乎只關心“五子登科”——條子、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戰爭幾乎拖垮了國民黨政府，僅以經濟為例，官方貨幣法幣至少貶值了2　000倍。蔣介石根本沒有把握住中國問題的核心所在，他以為只要擁有了足夠的國際援助與武器裝備，他就可能獲得成功。

孫中山與蔣介石（9）

沒人比陳布雷的個人結局更能映襯出南京政權的迅速衰變過程。自1927年以來，陳布雷開始追隨蔣介石，在大部分時間裡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書、幕僚長。報人出身的陳布雷為蔣起草了大部分講演稿，與陶希聖並稱為國民黨最重要的文宣大將，有“文膽”之稱。但59歲的陳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終選擇了自殺。在給蔣介石的遺書中，這位具有強烈的中國傳統士人風範的人士寫道：“天保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同胞。”但誰都清楚，陳是在深切的絕望之中離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將中國推入現代化程序的知識分子一樣，他無法面對他追隨了多年的理想的毀滅，這既來自於國民黨政權本身，戰場上節節潰敗和剛剛實行的金融改革的失敗，更源於蔣介石越來越無所適從的一意孤行，陳布雷最終發現他無法再與蔣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見失去了曾經的影響力。與此同時，這位老國民黨還要面對這樣尷尬的場面：他的一個女兒加入了共產黨，而一個兒子也帶有強烈的共產黨傾向，並最終於1952年加入。現實與理想間的強烈反差將他引向深刻的自我懷疑，

像很多過渡時期的政治領袖一樣，在面臨舊思想崩潰，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轉型期，蔣介石從被打倒的舊傳統和外來思想中尋找精神資源。在黃仁宇的研究中，自1925年後，蔣介石開始閱讀了《政治社會史》、《經濟思想史》、《列寧叢書第五種》、《俄國革命史》與《革命心理》等。在其1926年的日記中，39歲的北伐軍總司令寫道：“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感情與神秘之勢力在革命心理學中佔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為革命之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順應時勢，迎合眾心，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