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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蔣介石（7）

到了1930年，蔣介石開始自稱為基督徒，像馮玉祥一樣，他們追隨了新式太太的信仰。來自新英格蘭的清教傳統與刻在他骨子裡的儒家思想奇異地統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運動”是這種混合的產物，蔣在他親自發起這場試圖淨化社會生活的活動中，要求他統治下的中國人既恪守中國禮儀，又具備加爾文的禁慾精神。在新文化運動20年後，他開始提倡尊孔，宣稱新生活的目標就是“禮、義、廉、恥”。但這場運動卻是由那位徹頭徹尾地西化的衛斯理女校畢業生宋美齡領導的，而執行最得力的則是在蘇聯接受過共產主義教育的蔣經國。

遇到更為強大的對手

是什麼迫使蔣介石最終丟失了中國？在第五次“圍剿”後，紅軍變得困難重重，經過那場史詩般的長征之後，他們在中國的西北維持著生命力。蔣介石的軍事努力似乎正顯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蔣介石就聘請了德國軍事顧問，他還從美國與義大利購買飛機。同時，蔣透過各種形式來穩固自己的統治，包括成立藍衣社、CC派這樣的特務組織來監控下屬與潛在的對手。而1936年的6月與9月，蔣介石平定了兩廣的叛變，這意味著自1928年以來斷斷續續的區域性戰爭告一段落。蔣的政府雖然*，也不夠有效，卻也勉強地運轉著，他生性多疑，卻對技術官僚仍抱有某種尊重，拒絕加入黨派的精英人物王寵惠、熊式輝、吳鼎昌、翁文灝都構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儘管存在質疑，經濟學家們還是普遍將1927~1937年視作中國資產階級快速成長的年代，在1912~1937年，中國經濟在亂世中保持了頑強的的增長。而1936年，中國農村則迎來了20年來最大的一次豐收，這暫時性地掩蓋了嚴重的農村問題，“農村破產”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毛澤東從農民的不滿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蔣則感到強烈的不穩定感。

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蔣介石的潰敗速度如他獲得榮耀的程度一樣令人費解。一種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釋是，蔣領導的政權已完全腐爛，孫中山建立的國民黨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來自異域的旁觀者都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費正清在20世紀40年代初也在重慶，他形容這座陪都“就像一個個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當時尚未成為主流的一小群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樣將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埃德加·斯諾將外觀比重慶更糟糕、由窯洞組成的延安描繪成一個富有革命朝氣與令人尊敬的城市，當然他不知道為了達到這種昂然的革命精神，共產黨進行了整風運動。在1943年8月的日記中，費正清寫道：“我對現政權已不存在希望，因為從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廣大人民的信任……這個政權已千瘡百孔，腐朽不堪……”

當毛澤東與蔣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見時，他們對自己的未來都充滿信心。這也是一次他們內心深處誰也不相信的會晤。

兩位領導人在外觀上的不和諧感正像中國面臨的深刻分裂一樣。多年以來，蔣介石就以整潔、嚴肅著稱，他的制服筆挺合身，上面配滿了勳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總怕別人忘記他是這個國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報》則如是報道毛澤東來重慶時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藍色的中山服，蓄髮，似乎與慣常見的肖像相似，衣服寬大得很。”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孫中山與蔣介石（8）

但是，很多當時的旁觀者卻認為在為期5周的會談中，農民領袖毛澤東比大資產階級代表“蔣委員長”更從容。

鍾情孤獨思考更甚於社交活動的毛澤東除了參與會談，還穿梭於各種酒會與招待會之間，會見各界人士與外交官，他還發表了一首格局開闊、雄心勃勃的《沁園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國人呈現他知識分子而非革命領袖的一面。在最終達成、必將被破壞的和平協議上，毛澤東的簽字一揮而就，而蔣的簽名就像他的名字與姿態一樣中規中矩，拘謹不已。即使有美國方面的保證，重慶和談仍充滿了鴻門宴的味道，項莊舞劍使劉邦虛驚一場，而毛澤東的一個助手則在一次意外中被打死。

歷史的很多重要時刻，敵人的失敗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國民黨軍隊的潰敗速度超越了幾乎所有共產黨人的想像。雖然蔣介石也不失為具有獨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為強大的對手。

並非偶然的失敗

蔣的失敗並非偶然，1945年和談上的自信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