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辮子剪了”。以智慧著稱的宋教仁發現：“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設則未嘗有也。”新國家的領導者要面對這樣一幅圖景：沿海的工商業與停滯的農村同時存在，鐵路、馬路、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同時存在，穿著西服、接受了最新觀念的學生與最落後的習俗並存……與此同時，中國還遭遇著日益惡化的外部環境，那個1905年戰勝了俄國而更加趾高氣揚的日本在10年之後，已掩飾不住徹底奴役中國的野心。中國人對於秩序與國家安全的渴望在1911年之後壓倒了革命激情，袁世凱被順利地推到了領導者的位置，而當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時，甚至連最堅決的反袁分子孫中山、黃興都提出了暫時停止對抗，共同對抗日本。

我仍不能解釋新政為何最終失敗。因為如果剝離現實環境，我們無法理解任何行動與主張。而且在很多時刻，行動成敗與否是時機與環境的產物。社會是一個如此複雜的系統，如果你在很多方面已表露衰敗時，僅僅將希望寄託在某一個單一元素時，往往只會收到相反效果。而革命者也馬上會發現，比起破壞一箇舊秩序，建立新秩序似乎更要難得多。

很難找到歷史的截斷點，儘管大部分歷史學家以創造和解釋這種節點而獲得聲名與權威性。但我仍願意粗暴地將1915年視作此章的結尾。這一年，一項在當時並不太重要的任命將在日後中國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前清的翰林、革命黨的*蔡元培被任命為更名不久的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些殷切地期待維新、憲政與革命能夠徹底改變中國的人們，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心理的變革上。他們馬上就會感慨，如果中國人理解世界與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變，一切改變都無從談起，他們馬上將比過去更徹底地否定自己。

幾乎在同一時代進行的明治維新與同治中興，結果是如此的令人詫異。伊藤博文的一代絕不比曾國藩、李鴻章的一代更優秀。在現代化上的投入，中國似乎比日本更多，但這兩個國家的改革一開始就通向兩個不同的方向，中國的改革是為了修補舊傳統，為那個僵化的體制提供某種緩解，絕不敢對它進行任何觸犯；而日本的改革，則更多地致力於新力量的培養，用新的形式取代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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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1）

那些被遺忘的黃金時代

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詢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十年前就已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沒有任何效果。後者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願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藤的信，他即將的對手寫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國曾處於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制，接受了新體制。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則只有垮臺。”

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起一代人的變革或革命熱情。康有為、梁啟超試圖將光緒塑造成另一個明治，而孫中山則相信推翻滿清政權是惟一出路。傳統觀念認定，在譚嗣同就義時，變法即宣告失敗，而自1895的恥辱以來，日本的侵略行徑就激起國人仇恨，並在1937年達到高峰。但在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眼中，1898~1910年卻是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質意義上，新政府仍沿襲了清末的憲政革命，百日維新所推行的種種措施也並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這一連串千年未見的社會革命中，充當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僅僅的對手。正如任達所說，在“黃金十年”間，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設性而非侵略性的”。這一段常常被遺忘的記憶，充分說明了中日關係的複雜性。

從1895年至1898年，中國對日本態度轉變的戲劇性程度，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對西方的態度頗類似，失敗激起的學習慾望壓倒了簡單的民族情緒。日本人從英、美、德、荷獲取不同的幫助，而中國人則發現，比起西方，日本是一個更親切、更易模仿的國家，日本的傳奇崛起歷程贏得的尊敬超過了他的侵略所致的傷害。而在表面的大規模西化之後，至少在相當一部分日本人內心深處仍相信，西方才是他們一爭高下的對手，而中國則是值得幫助的亞洲夥伴。我們相信，在這“黃金十年”中，日本對於幫助中國有著實在的利益考慮，它希望在軍事與非軍事領域都能影響這個龐大卻病弱的夥伴。這其中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