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加證明舊秩序實已脆弱不堪。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時，日本至少已有了8000名中國留學生，他們在這個國家既感到因民族積弱而帶來的挫折感，又為眼前的新世界振奮不已，還有很多學生在歐美留學。而這些留學生又是國內雨後春筍般興起的新式學堂中的學生的榜樣。在新式學堂的學生人數從1902年的10萬人增加到1912年的將近30萬人，他們一方面是新事物的吸納者，同時又繼承了中國士人傳統中的憂患意識，他們最終被證明是1890~1930年間巨大變革的領導性力量。儘管托克維爾會說，當政治勢力衰弱時，文人就會變成國家主要的政治家，並且會佔有一般由政黨領袖所佔的位置，但這個偉大的政治學家在法國卻最多隻能成為一個蹩腳的議員，他肯定會對梁啟超式的人物在中國革命中起到的中心作用羨慕不已。在一個擁有漫長的尊重教育傳統的社會，新式學生群體很快被很多人視作這個毫無希望的社會中惟一值得期待的群體，“學生社會”是20世紀初流行一時的看法。這些青年思想敏感開放，蔣夢麟（也是日後的北京大學校長）後來總結了他們這一代人所受的思想影響，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社會為何最終向革命而非改良的方向發展：“當我們從梁啟超那裡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裡得到了感情上的影響。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幹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像學生一樣，通商口岸所孕育出的新型商人是新崛起的力量之一。但比起農業和手工業，新工業與商業群體所佔的比例仍小。他們開辦了自己的工廠、學堂、報館、銀行，卻只能侷限在交通發達的沿海地區，它們仍難以滲透到廣闊的內地。被*推崇的工人階級，直到1925年才表現出自己的力量。

新式軍人或許是中西衝突中產生的最重要的新力量。*太平天國與對抗西方入侵者共同造就了新式軍隊，19世紀80年代一些水師學堂的創立培養了更有現代眼光和全球意識的軍人。國家安全所遭遇的接連挑戰，使得軍人同樣被希冀成為社會的楷模，傳統的“好男不當兵”的心理在20世紀初已經大有改觀，現代中國的締造者們很多都是這種新式軍事教育的受益者。而袁世凱採用新武器與新方法訓練出的北洋軍在1912年時人數達到了全國軍隊的1/3，實力最終將袁世凱推向了總統位置，也為日後的軍閥混戰奠定了基礎。

脆弱的新政（4）

1904時，張謇感慨過去10年的中國社會的變化超過以往的百年，這位1894年的狀元在1902年時已開始準備創辦實業，這在科舉制度的歷史上的確匪夷所思。而接下來幾年中國社會變化的速度顯然更快了。對於佔據人口90％以上的鄉村，人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對於新思想毫無察覺，但對日漸惡化的生活狀態感觸尤深。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已摧毀了曾經的鄉村秩序，人口的繼續增長則使資源供給更加緊張，往日苦悶、單調的生活仍可維繫在一個簡單清晰的道德準則中，鄉紳與宗族觀念仍為他們提供了某種心理上的保護，但現在這種舊秩序正在消退，沒人能為他們在這個無情的世界上提供生活的避風港。他們本能地將這種生活品質的退化歸咎於到來的新事物，鐵路、礦山都多少代表了破壞風水的入侵力量。他們肯定不知道，這些新事物也逐漸將他們融入一個更大的全球網路中，既可能改善他們的生活，也蘊涵了摧毀他們的危險。如果政論家們使進步的青年們看到了未來的指向，那麼當時的小說家則更出色地描繪了社會的壓抑頹廢氣氛，看看《官場現形記》與《老殘遊記》就可以知道了。

歷史的突發性常常令歷史締造者本身都吃驚不已。而且即使風雲鉅變之後，關於歷史變革的原因可能都無法說清。

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於種族的對立之上，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逐漸使人們相信，是滿族使中國陷入了絕境，只要他們被驅逐出去，那麼這個國家可以迅速變得強大。但是，他們從未幻想過革命在1911年就會成功，他們的起義計劃是1913年。革命心理學仍是個令人難以琢磨的話題。我們常常對這樣的歷史命題迷惑，是一個精英的小群體改變了歷史，還是被積鬱了太久的大眾情緒最終推動了革命。

在富於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奉行行動主義的革命者與任何革命都會產生的大量的暴發戶們獲得政權，準備締造新時代時，對於4億中國人中的大多數來說，革命不過表明了“皇帝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