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新政（2）

戍戌六君子的血跡已被八國聯軍帶來的新災難所覆蓋，義和團運動標誌著中國排斥外敵的最後一次悲壯努力，即使神仙相助，這些英勇的中國人最終還是發現他們的肉體抵擋不住馬克沁機槍。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清朝政府最後的信心也崩潰了，他們曾暗暗幫助拳民，期待他們可以教訓一下洋人，卻招致了逃離北京的顛沛流離與1901年簽署的《辛丑條約》。《泰晤士報》記者喬治Ｅ·莫里循發現慈禧在1902年2月接見美國公使夫人時，“渾身顫抖，抽泣哽噎地說進攻使館區是極大的錯誤，她後悔莫及”。這種內心驕傲的崩潰也同樣籠罩在普通中國公眾中，北京的一名原是義和團的車伕變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家裡供奉著耶穌與聖母瑪麗亞。

慈禧太后在1901年狼狽地回到北京前就開始著手的改革，表明她代表的保守力量最終承認了自己的虛弱。而此刻已經咄咄逼人了幾十年的列強也最終承認，中國龐大得不能被任何國家獨佔，一個穩固的中央政權有利於他們更保險地獲取利益，在這裡開設銀行、採礦、架鐵路，接通4億人的市場才是關鍵所在。幾乎在所有方面，清政府在1901年~1911年10年新政中的措施都超越了百日維新，改革的觸角伸到了軍事、政治、商業、法制、教育等主要方面。1905年甚至廢除了科舉制度，這幾乎是清政府與過去一刀兩斷的宣言。歷史學家吉爾伯特·羅茲曼在其主編的《中國現代化》中將之比作1861年的俄國廢除農奴和1868年日本的廢藩，它們標誌著與舊制度的根本決裂。在接近1　500年的時間裡，科舉制度一直是維繫龐大的帝國運轉的核心機制，它締造了精英階層，帶來社會的流動，提供文化與道德上的價值信仰——這是古老的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多年的關鍵。它的中斷表明了這個體制的徹底運轉失效，而人們也將很快發現，沒有東西可以很快地替代它。羅茲曼相信20世紀中國所遭遇的機遇與挑戰都與此有關：它讓中國人在探索社會問題時大膽轉向了外部世界，它致使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並帶回了各種新觀念與新力量；它割斷了地方與中央政權的聯絡，它既加速了中央官僚體系的*，又為未來的軍閥割據提供了基礎；它導致了地方資源的再分配，地方的領導者由那些曾經的中國紳士逐步蛻變成“劣紳”；它阻礙了社會流動，使城市與鄉村間的界線被固定，社會的整合能力減弱了；它還引起了文化上的中斷感……

不可避免的失敗

以立憲為代表的清末改革為什麼最終失敗了？在那場變革失敗了將近一個世紀之後，中國人對此仍興致盎然並爭論不休。變革的成功與否，依賴於它的動力與阻力之間的較量。如果變革發生在1898年，它擁有輿論的廣泛支援，它的領導者中仍有李鴻章、張之洞等老一代與康梁這樣的新一代精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力量也仍還弱小，它或許仍可能成功。到了1905年各種元素都已經改變了，領導新政的人，皆是曾經的保守派，變革是他們的權宜之計，並很快就變成了權力鬥爭的藉口，伴隨著慈禧與光緒在1908年的先後離去，變法幾乎淪為了*裸的權力鬥爭，它在滿人與漢人、中央與地方間殘酷地進行著，張之洞在1909年的去世標誌著那一代仍擁有傳統道德力量與才華的高階官員們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消失，無能之輩徹底佔據了官僚體系，保持與擴大個*力成了這個體系惟一的努力方向，新政日趨名存實亡。同時，社會變得更加動盪了，在1901~1911年間，各地發生的民變超過了1　300起，平均每兩天半一起，其中又有搶米、抗稅、兵變、農民起義這樣的傳統王朝潰敗前的混亂，又有*、工人*、衝擊洋人教會這樣的新事端……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脆弱的新政（3）

像很多失敗的改革一樣，這些三心二意的末世改革者幻想挽救自己，卻激發了更多的矛盾，塑造了更強大的敵對力量。在一種衰敗的制度中，被強行植入的新事物，往往不會使*獲得新生，而是迅速淪落。新政一連串的舉措到了具體執行時，早已走形得不成樣子，它們不過為官僚體系的*提供了新的藉口。一位民間的知識分子在1910年時說，新政不僅沒有自救，反而已明顯加速了混亂，“多舉一新政，即多增一事端”。歷史學家陳旭麓後來總結說：“新政增加了捐稅，因而大大擴充套件了自己的對立面；新式學堂培養了近代學生，因而造就了成批的反封建鬥士；新軍淘汰了綠營練勇，結果卻鑄成了把槍口指向王朝的武裝力量。”

新力量的崛起

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