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努力不過是暫時延緩了它的壽命，而之後，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儘管做出了更富變革意義的舉措，卻最終證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敗的速度。而帝國最後的捍衛者們也被迫承認，日漸全球化的歷史已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進行有步驟，但過分緩慢的改變，他們的命運不再僅僅由自己主宰，而必須與外部世界共同分享，遊戲規則改變了。

甲午戰爭提供了一塊最好不過的切片，讓我們仔細觀察一個曾經強有力的組織如何退化及最終死亡。一切歷史最終都是思想史，單純的歷史事件不會重演，但是人們在應對挑戰與挫折時的反應，卻可能遵循著類似的模式。自從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在150年來的努力可以概括為三方面：消除外來的侮辱，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全球市場上獲得匹配的地位；建構一個現代社會，它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組織與現代文化。

帝國的崩塌（3）

沒人比李鴻章的個人經歷更能代表中國在19世紀所遭遇的挫折與嘗試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沒有外來者公然懷疑中國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國。18世紀的幾次征戰，使得清帝國的疆土幾乎擴大了一倍，它的勢力深入了亞洲腹地。而它的人口在心年中也增加了一倍，達到3億多，比包括俄國在內的整個歐洲還要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優越意識，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內，幾乎所有地區都是中國的某種程度上的附庸，中亞大陸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亞部分是禮儀上的附庸，日本則是文化上的附庸，而朝鮮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匆忙地追隨中國的腳步。帝國對於海外的探險沒有興趣，當英國在印度的作為被傳到北京時，清王朝開始實行海禁，陌生的東西總令人不安，那麼就宣稱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國理應獲得這種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現代的標準，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續了2　000年，它擁有一套不龐大卻行之有效的官僚體系，伏爾泰對此讚歎不已。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與國內貿易，以家庭與宗族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形式非常穩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驅；而已持續了超過1　000年的科舉制度實在是個偉大的發明，它為社會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動機會，使傑出人士有機會管理這個國家；教育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儒家經典為整個系統提供了一整套意識形態，這套系統經歷過朝代更替、蠻族入侵，卻從未遭遇過根本性的挑戰。

是因為外來者到來，還是它自身的弱點，造成了中國在19世紀的悲劇性命運？按照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約瑟夫弗萊徹的分析，中國命運的悲劇性已蘊涵在18世紀，歐洲人的到來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兩個變化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那就是剛才提及的領土與人口的倍增。越來越寬闊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難度明顯增加，中央極權式微；在馬爾薩斯為世界的未來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在18世紀末達到3億之後，繼續馬不停蹄地增長到1850年前後的億。這既說明了傳統體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費與商業世界的生長，也說明它同時帶來了資源的明顯緊張感，更多的讀書人期待獲得官職，更多的農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飯、穿衣，這些通道沒有同步拓展時，矛盾就開始積鬱了。要知道不管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還是康有為與孫中山，都是在傳統晉升之路被封閉後才去尋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國的大部分精英對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徹底崩潰掉。在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官員的成長過程中，他會目睹一連串帝國在外來者面前的屈辱，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1857~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71年俄國侵佔伊犁，1874年日本奪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戰爭，幾乎每隔十年戰事就會爆發。而帝國的基礎曾經在19世紀50年代顯得脆弱不堪過，歐洲的外來者不費力地就能夠瓦解從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軍防線，一些最富洞察力的頭腦很快就發現，他們是中華帝國幾千年歷史上未曾遭遇過的力量；而一支用變樣的基督教統一思想的太平軍則佔領了最富裕的長江領域，那裡是帝國財政與糧食的供給中心。

帝國的崩塌（4）

但接下來卻並非是帝國的崩潰，1860年之後的30年是中國社會一個重新復興的時期，遠非今日我們想當然的黑暗歲月。一代新政治人物已經興起，在中央他們以恭親王與文詳為代表，能用更熟練的技巧處理對外關係；在地方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