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翼為代表，成功地*了太平天國等一系列的叛亂。他們公允、勤奮、自我剋制，重新樹立了道德的榜樣，他們大力挖掘人才，為官僚系統注入生機；在外交上，總理衙門的引入讓中國逐漸更專業化地與外國人打交道，並贏得了某種尊敬；軍事上，更多的現代裝備被引入湘軍、淮軍，他們購買機槍與克虜伯大炮；隨著各路起義軍在19世紀60年代的逐個消亡，農業生產逐漸恢復，新開墾的土地帶動了新的移民，洋務運動的倡導者開始著手建立現代工業，甚至中國商人在沿海貿易方面也開始趕上外國商人；新思想也開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譯作品得到了這些手握政權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視；被*與戰亂所摧毀的地方行政系統重新執行起來，士紳再一次發揮起作用，教授傳統儒學的學校大批興建，繼續為帝國提供穩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對中國社會的老問題上，改革派們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讓帝國的光芒在西北地區重新閃耀；山東的丁寶禎治理了黃河及大運河的水患，加強了地方團練，改革了鹽政；李鴻章則建立了還算現代化的軍隊，創造了江南製造局。一位駐中國的外交官在1872年寫道：中國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整個官僚階級都決心恢復中國的國際地位；兵工廠和造船廠的產量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國建造的軍艦不久就將達到歐洲的最高水平……

落後於*的挽救

在很多方面，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被歷史學家稱為“同治中興”，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時開始的明治維新一樣，似乎標誌著一個古老文明面對現代挑戰的應變。中國和日本同為專制政體，改革同樣由精英階層自上而下地推動。一直到1894年正式交戰前，這兩個國家誰的成功更顯著，似乎仍未有定論，一位觀察者在19世紀70年代分別了考察了中國與日本之後，很確定地說，中國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這兩場變革的顯著區別是，當面臨挑戰時，中國首先選擇的是從歷史中求請答案，變革者們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復一個他們臆想中的樸實和穩定的農業社會，

在中國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黃金時代總是存在於那個已經逝去的年代，他們採用的各種手段，不管是來自西方還是自身，都是為了保持原有的社會結構、原有的政治體制和原有的思維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著在內臟已經腐爛的身體上的光鮮皮毛，在任何一個考驗面前，這種分離都如此明顯，對於中國政治系統的官員來說，中日戰場上的輸贏，其重要性遠比宮廷政治要小得多。結果雖然改革暫時扭轉了內部傳統部門的頹勢，但不過是加固了那些本應被改變的體制，它使一個王朝延續了更多的時間，卻沒有向現代國家方向演變。像它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樣，它或許可以擊敗來自內部的叛亂，來自中亞腹地的挑釁，卻對來自海洋那邊的挑戰無力抗拒。

當《馬關條約》的訊息傳到北京後，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公眾來說，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對外戰爭失敗都要大，過去被他們看不起的學生日本，在僅僅一代人之後，就無情地擊敗了自己的老師。這一事件幾乎徹底沖垮了中國人最後的信念上的優越感，而對於老一代官僚來說，他們終其一生的努力最終被證明不堪一擊，伴隨著他們相繼退出歷史舞臺，官僚系統又開始迅速回落到無能、*、道德崩潰的地步，從地方開始的振興活動，最終也促成了地方與中央的分離，它為後來的軍閥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甲午之戰的慘敗激發起一場新的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型知識分子，希望能對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本身進行一場變革。但很快，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發現，變革難度比他們想像的要大得多，他們需要得到來自最高權力的支援，他們需要更有技巧地面對傳統的官僚體制，他們還發現廣大人民需要被喚醒，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國家與世界茫然無知、麻木不仁，這些變革者甚至意識到，他們還要創造一個“中國”的概念，然後去拯救這個被創造出來的概念。他們或許不知道，一個他們心目中的現代政體，需要一個全國性經濟環境與社會組織的支援。歷史課本早已將19世紀的中國描繪成半殖民地社會，但事實上，來自外部世界的改變仍舊很少，中國與外界最活躍的紡織貿易隻影響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國人仍在穿著土布衣服，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中佔據著絕對的優勢；現代國家應該擁有的公共系統只露出很少的跡象，缺乏現代交通運輸、通訊、教育系統；現代意識更是可憐，那些北京的改革者們的聲音最多被幾萬名同道聽懂，對於廣闊的鄉村世界來說，生活仍如幾十年前一樣，暗淡、遲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