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進行著，鴉片是對抗這種沉悶的最好方式……

中國的歷史太悠久了，幅員太遼闊了，它總能尋找到迴避根本變革的方式，當美國的“黑船”來到日本時，這個國家無處可躲，只能正面迎接變化；而在中國，即使八國聯軍攻佔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對從容地逃到陝西。帝國的惰性總是不自覺地拒絕變革，而變革發生後，它傳播的速度又過分緩慢。日本的歷史學家■屋太一發現，一個組織患有絕症的原因有三個：一，功能體的共同體化，功能體是為了達到組織的外在目標，共同體是為了滿足成員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國社會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全部以追求自己狹隘的利益出發，而忘記整個組織的外在目標；二，對環境的過度適應；三，沉醉於成功的體驗。超過2　000年的相對一致的歷史，使得中國人極度適應了自己的生存環境，即使當一些新挑戰到來時，他們也仍重複性地使用曾經有成效的老辦法，比如“同治中興”。

但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維新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休克療法，沒有得到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強的權力支援，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象徵著一個衰敗的文明對自己作出最後肯定的努力，這種努力悲壯而且是歇斯底里。之後10年，清政府幾乎採納了百日維新的所有主張。但此刻，這個組織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後於它腐爛的速度，而且它最終發現自己已無力面對層出不窮的危機。而且在20世紀初，中國已不具備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相對不受打擾的改革條件。更為徹底的國際競爭已經展開，國際環境對於中國的壓力更為顯著，中國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一個嶄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來越不可調和，不同背景、思維與利益的群體間越來越難以相處。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這場革命必須從一切方面洗刷舊傳統……

那些殷切地期待維新、憲政與革命能夠徹底改變中國的人們，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心理的變革上。他們馬上就會感慨，如果中國人理解世界與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變，一切改變都無從談起，他們馬上將比過去更徹底地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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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新政（1）

日俄戰爭之後

俄國在1905年令人羞辱地敗於日本時，沙皇尼古拉二世決定加強他的專制。他在該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宣稱：“國家只有保留它過去的遺產，它才能夠強大和牢固。”在這個喜歡運動、熱愛家庭的統治者看來，公眾抗議的高漲不是需要進行*改革的政治訊號，而是需要恢復極端的專制制度的訊號。戰敗的事實並沒有改變他的內心世界，在1904年就立憲改革舉行的高階會談中，他對自己的內政部長說：“我不是出於我個人的願望堅持專制制度。我堅持這樣做只是因為我確信俄國需要專制制度。如果只是為了我自己，那我會很樂意地放棄這一切。”

一些歷史學家相信，1905年的日俄戰爭堪稱20世紀的序幕，它最終促成了沙皇俄國的潰敗，並引發了1917年的紅色革命，這場革命進而影響了一半的世界；同時，它又提供了東方國家戰勝西方國家的案例，激發了後來者無窮的想像力——只要變革得法，一個落後國家完全可以贏得尊敬。當時16歲的尼赫魯正處在從印度到倫敦的旅程中的最後一段，他後來回憶說，“在多佛開出的火車上讀到對馬海峽日本海戰的大勝利，我的心情非常之好。第二天恰好是德貝賽馬日，我們去看了賽馬”。日本的勝利也鼓舞了孫中山，他認為這是東方對西方的勝利，甚至“日本的勝利就是我們自己的勝利”。

對立憲的迷戀在1905年夏天的北京達到了高峰，立憲的日本戰勝了*的俄國。一位舊式文人的評論代表了當時流傳在中國精英階層的情緒：日本在十年前戰勝中國，不一定是因為變法，但現在它對俄國也取得勝利，那麼我就相信變法的效力了。1905年6月4日，日俄戰爭結束的前夕，當時最有權勢的地方官員袁世凱、張之洞等聯名上書，要求立憲。

在社會變革的意義上，1905年的確比1911年更有分水嶺的意義。改革仍在加速，鑑於立憲已被從宮廷到地方視作解決種種問題的“萬靈藥”，清政府決定在這一年的夏天派遣五位大臣前往國外考察，但啟程時所遭遇的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卻無情地表明，改革與革命的賽跑已經開始。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低潮期似乎正在過去。但到了1905年，同盟會成立了，它意味著從前那些常常是區域性的、散漫的、沒有統一的革命行為，如今可能擁有了統一的指揮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