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的張海兒為許知遠拍照，讓他打著一把大傘站在書房裡。洪晃看到後說，“對，那像是他乾的事兒〃。

也是從30歲那年起，許知遠開始用腳行走中國，用眼睛觀察中國，在過去的兩年多里，晨霧暮雨中，他到達了眾多的城市和鄉村，從東北的漠河到西南的騰衝。作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發生在他身軀內的那種變化。這本《醒來》是他對自己的祖國的一次宏大審視。它出版於共和國成立60週年、五四運動爆發九十週年之際，正是這位國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貢獻。

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國家充滿了強烈的陌生感。

有時候，它只好被符號化，譬如大紅燈籠、對襟青布衫、李小龍功夫、梅氏京劇或高高的紫禁城，而後來的年輕人是無法真正走進這些“古董”裡去的。

這是一個很難被責備的事實。因為從1840年之後，中國的進步被強制性的納入到了另外一個話語體系之中，甚至，我們使用了千年的貨幣白銀，也被黃金和後來的英鎊美元所替代了――中國和印度曾經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白銀帝國，而始建於19世紀60年代前後的金本位制則顛覆了國際貿易的秩序。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所有正在思考的命題，如民族、法治、經濟、科學，乃至國家，都是近一百年間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民族的意思是“非我族類，雖遠必誅”，科學無非就是〃天工開物〃和〃格物治知〃，而所謂〃家國天下〃，則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當世界開始變得有邊界，當國家權利開始需要制衡，當經濟進步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軸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思考則在一次次的革命與烈火中斷續而進，緩慢、矛盾並充滿了災難感。

打破砸爛、推倒重來、激進無返、迴歸道統、相信宿命，你可以從李鴻章、梁啟超、胡適、孫中山以及毛澤東等人的身上，讀出這些怪異的路徑。

有時候，你會對進步的緩慢失去信心，有時候，你會堅信所有的苦難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時候，你僅僅是焦慮，一個人的自然生命顯然無法與這個古老國家的緩慢步伐所一致，所以，偉人有〃一千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焦急，而最終才自嘲說，他所能改變的，無非是北京郊區的幾個村莊而已。

許知遠對現當代中國的追蹤是從一*四年夏天的甲午戰爭開始的。那是一場讓帝國蒙羞的慘痛記憶，所謂〃一戰而人皆醒矣〃、〃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百年以降，在山東威海劉公島上靜靜陳列著的被打撈上來的北洋船艦碎片，曾經是無數青年反省國家興衰的起點――我至今記得十六年前當我到達那裡時，心麻如木、欲語無聲的心情，許知遠也是如此，他從這裡出發，途經洋務運動、立憲運動、民國草創、五四運動、南京統一、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抗美援朝、大躍進、*，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百年中國的曲折演進，一路跌蕩前行，似有無數懸念仍未揭開。

許知遠在尋找復興的答案。且不論其江山指點是否正在痛癢處，僅僅是他在文字構架上的抱負已是讓人憧憬。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興之後，除了顧炎武、梁啟超等極少數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喪失了對國家進步的整體敘述能力，我們一直無法用堅定的、富有獨立精神的話語體系來構築國家文字。許知遠在本書中引用了《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的一個觀點，胡以為，改革是個日益複雜的過程，勇氣與努力或許是5年前的中國新聞業最值得珍視的品質，但如今，更為重要的品質是〃判斷力〃，即在越來越複雜的環境中，如何作出準確的判斷，已成為最大的挑戰。千百年來，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兩個品質，一是守――獨立於一切利益集團之外，以操守為立命之本，一是斷――對國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斷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後，我們正在恢復這樣的傳統。

《醒來》對於許知遠來說，還不是一個終結式的作品，卻是這個70年代的中國青年走出書齋的一次勇敢嘗試。

我看見他，打著傘，像和尚一樣地穿越這片生茲在茲、卻難以表述的大地。（吳曉波/文）

。。

帝國的崩塌（1）

甲午戰爭最終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崩潰的臨界點，它無情地證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國精英的努力不過是暫時延緩了它的壽命，而之後，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儘管做出更富變革意義的舉措，卻最終證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敗的速度。而帝國最後的捍衛者們，也被迫承認，日漸全球化的歷史已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進行有步驟、但過分緩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