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他們的命運不再僅僅由自己主宰，而必須與外部世界共同分享，遊戲規則改變了。

甲午戰爭提供了一塊最好不過的切片，讓我們仔細觀察一個曾經強有力的組織如何退化及最終死亡。一切歷史最終都是思想史，單純的歷史事件不會重演，但是人們在應對挑戰與挫折時的反應，卻可能遵循著類似的模式。

2月的崩塌

2005年2月12日，我在山東威海的劉公島參觀那些被打撈上來的北洋海軍的船艦的碎片。這一天距離北洋水師徹底崩潰正好110年，110年前這一天的凌晨，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身亡，宣告了持續7個月的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束。兩個月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署了《馬關條約》，它包括鉅額的賠款與臺灣島的被割讓，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頁。

關於這場戰爭的反思仍在繼續，歷史細節被更多地挖掘出來。但在中國的歷史書上，戰爭失敗的原因常常被歸結於日本人的野蠻與清政府的無能，似乎只要替換了慈禧太后與李鴻章，用修建頤和園的經費購買炮艦，以更嚴明的紀律訓練軍隊，就可能戰勝日本。

關於軍事上的討論我們暫且擱置，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甲午戰爭發生前的三十年，是中國社會一個重新復興的時期。一代新政治人物已經興起，他們引入西方觀念、技術，挖掘人才，不管從道德還是見識方面，都為官僚系統注入生機；在外交上，總理衙門的引入讓中國逐漸更專業化地與外國人打交道，並贏得了某種尊敬；軍事上，更多的現代裝備被引入；洋務運動的倡導者開始著手建立現代工業；新思想也開始被引入……在很多方面，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時開始的明治維新一樣，似乎標誌著一個古老文明面對現代挑戰的應變。

但甲午戰爭卻宣告了中國的這種變革的徹底破產。儘管同為專制政體，但中國的改變比日本不徹底得多。儘管在才智上，李鴻章一代人絕不遜色於伊滕博文一代，但中國的變革從未能觸及更深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它試圖將一個近代國家的模型，生生嫁接於已經僵化的儒家社會之上。在接受了技術創新之後，中國人並未開始理解什麼是社會創新，它沒有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沒有自己的憲法，沒有對於權力的制約……而且悲哀的是，即使在110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某些事情上似乎仍在遵循類似的方式，我們生活的各方面似乎仍留有彼時的烙印。

組織的退化

當京城的綠營兵在1894年秋天奉調至山海關時，人們有理由為大清帝國的未來表示憂慮。一位目擊者說，人與馬都很瘦小，還沒走出城南就已揮汗如雨，馬鞍上掛著鴉片煙槍，一些士兵手裡端著鳥籠，吐出嘴裡的食物喂鳥，另一些人則顯得又飢又渴，眉頭緊鎖。

建立於19世紀初的綠營直屬於兵部，建立者希望它能夠替代戰鬥力曾強大一時，但彼時日顯衰敗的八旗兵，但僅僅幾十年後，它就追隨了前者的腳印，不管是面對外敵還是國內的叛亂，都不堪一擊。長期掌管著大清國海關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帝國的軍隊只有當叛亂者撤退後才敢前進，殺幾個農民謊報勝利。而杭州的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編出了這樣的打油詩：賊至兵何在？兵來賊已空。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這個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權失去了力量。

帝國的崩塌（2）

沒人指望他們能夠擊敗日本。當大清國與日本的衝突在1894年7月爆發時，人們都把希望寄託在李鴻章指揮的軍隊上，他們大都出身於湖南與安徽，在曾國藩與李鴻章的訓練下，他們裝備了現代武器而非長矛大刀，透過對個人與宗族的尊崇，這些地方武裝擁有了令帝國嫡系部隊黯然失色的戰鬥力。而李本人一手興建的北洋海軍經過20年的經營，按照歷史學家唐德剛後來的計算，它的裝備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則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揮官們很多在英美受訓，與日本方面的對手們曾是同學，1891年北洋艦隊訪問日本時，日本的明治天皇也為艦隊實力而讚歎。那正是一個美國軍事專家馬漢所說的“海權”決定國家興衰的年代。

關於那場持續了7個月的戰爭，歷史學家已儘可能挖掘出了儘量多的細節。但僅僅重溫那段屈辱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歷史早已過濾掉複雜的情感力量，僅僅留下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與數字，如果簡單地重複它當真就如黑格爾所說：“我們從歷史中所學到的惟一東西是，沒有人能夠從中學到任何東西。”

這場戰爭中充斥著太多的荒謬性。我不能假裝能夠理解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