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嬙躒āＴ諳蛄⑾苷��薪�慕�討校�1909年設立的各省諮議局已開始影響政府，一年後，政府又開始受到新設立的資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終，清政府拒絕給予改革派與地方勢力更大的權力空間，支援漸進改革的勢力感受到了強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證了中國不可逆轉地朝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卻並非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動力。孫中山的軟弱無力與袁世凱當政後的繼續改革，充分體現了1898~1910年間的既激進又漸進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動力則很大程度來自於日本的榜樣作用。

中日關係專家普遍認為，1972~1989年是中日復交後的一個黃金時代，因為一個揹負負罪感的日本透過實際行動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在1989年之後，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快速上揚，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國的威脅，同時雙方都無法尋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的創傷。從某種意義而言，日本在20世紀的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但我們必須承認，即使這兩個國家都在進行著振振有詞的相互指責，在更深層的脈絡上，它們仍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割斷的聯絡。仇恨從來不僅僅是仇恨，它蘊涵著更豐富的元素。也因此，儘量減少偏見，更全面地審視中日兩國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彌足珍貴的意義。我們除了要不斷提醒自己1931~1945年那段令人憤怒的歷史外，也同樣應反思1898~1910年那個“黃金時代”。在任何時代與任何國家，仇恨都不能解決問題。喬治·華盛頓在200年前的表達仍正確無比：“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被忽略的失敗努力”

儘管突變性只是歷史這幕戲劇的客串演員，但它們往往光芒四射，令人難以忘記。毫無疑問，總存在著這樣的一些時期，它們所蘊涵的變化、指出的方向，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路線圖。19世紀70年代前後，肯定是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一個時刻，它標誌著現代國家的崛起，伴隨著物質和技術能力迅速增加與增強，政府在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有支配性，它們收稅，創辦公共健康系統，推行普及教育，拓展對外貿易空間，建立工廠，招募更多的軍隊，積極展開外交行動，進行*裸的掠奪……俾斯麥所領導的德國，是這種轉變中最突出的例證。

對不同的國家進行比較總是令人趣味盎然。差不多在同一時刻，中國與日本也都進行了類似的轉變，但卻通往了不同的方向。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前後，中國的統治者是同治皇帝，他在1861年即位時所面對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中國，在對外關係上，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驕傲的中央帝國就在蠻夷面前備感屈辱，而一場規模浩大的起義——太平天國運動，則將帝國推向了破產邊緣，在這種空前的危機前，一群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可以稱作傑出的精英人物，正希望推動一場變革。

而與此同時，在一位思維尚不清晰的日本少年天皇明治的周圍，聚集起了一群反對幕府的年輕人。在1868年之後，他們一面清除國內騷亂，一面重新規劃國家的未來。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裡的到來結束了日本的封閉，而一直作為日本的學習物件的中國則在之前就暴露了弱點。日本這時需要一張新的路線圖。　。　想看書來

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3）

是什麼原因造就了前者的失敗與後者的成功？這個疑問至今仍爭論不休。它們的方向都很一致，都是國富民強，都將軍事力量與工業力量放在了率先考慮的位置，領導者也都是一時之俊傑。在中國是奕忻、曾國藩、張之洞與更年輕的李鴻章，距離他們不遠處還擁有鄭觀應、王韜等引進新思想的人物；在日本對應的則是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鄉隆盛，他們周圍同樣有一群像福澤諭吉這樣的思想家。

比起明治維新在世界史上獲得的卓越地位，被歷史學家們稱作“同治中興”的這段中國歷史常常被習慣性地視作可以被忽略的失敗努力，它是自19世紀中葉開始的黑暗中國中的一個階段而已。然而耶魯大學天才而又早夭的歷史學家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在她的著作《同治中興》中，卻提出了一個迥然不同的結論，她相信同治中興中那一代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事實上，正是他們的成功，至少使清王朝又延續了半個世紀。根據歷史的記載，一些在19世紀70年代期間前往過中國與日本的人都相信，中國更有可能在這場近代化運動中獲得成功，因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