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更能充當正負兩面的教材，她們之間深埋的血緣關係確保了這種參照系的價值。

150年的比鄰競爭

毛澤東與蔣介石於1945年展開和談時，日本幾乎是一片刻廢墟；毛澤東1972年接見田中角榮時，後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學生，但他領導的國家卻在1968年成為僅次於美蘇的第三經濟大國；當*與福田赳夫在1978年會面時，正準備領導中國進行第二次革命的*說：“中國必須承認自己落後，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說自己是美人。在科學技術和經營方面，我們需要很好地向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學習。”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得更長遠，在過去的150年中，中國與日本幾乎同時展開了現代化之旅：明治維新開始的時間，也是李鴻章洋務運動的時刻，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創造經濟奇蹟的歷程，也正像我們在*十年代的改革旅途……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這兩個國家都在痛苦中尋求現代化之路。在更縱深的視角中，作為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維新的烙印：他們試圖學習一種全新的制度，他們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卻發現在一些最基礎的問題上，他們面臨著不同價值觀的劇烈衝突。他們無法擺脫過去，更無法移植一個全新的未來，卻在此過程中創造了一種自己還無法適應的新事物。小泉純一郎擁有喬治·Ｗ·布什與託尼·布萊爾都深深羨慕的民意支援率，卻不得不承認自己在面對體制時寸步難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認為，日本政治是由一種體制來控制的，這個體制迷戀於尋租與自我儲存，政治領導人淪為調停者與平衡者，保持現狀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日本式極權主義的特點是，沒有一個明顯的老大哥。而結構本身充當老大哥，這使得體制變革極度困難。”當然，或許更為本質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內心深處並不期待劇烈的變革，他們享受著人均3萬美元以上的收入，失業率比從前高，卻仍比一般發達國家低，過去的兩代人將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強上，現在他們可以多去打打高爾夫球或是郊遊。　。。

中國與日本：並非零和競爭（4）

儘管越來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特·瓦爾特一樣聲稱對日本放棄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變革的能力卻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淺的觀察者，他們根本忽略了一個基本前提，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當中國的改革繼續深入時，我們會發現，日本出現的問題，我們更早就已出現。在商業領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邁克爾·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還有競爭力嗎？》中嘲笑了那些批評日本的流行觀念，他相信日本經濟儘管面臨著金融危機、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滯等諸多問題，但日本仍創造了在某種程度上更優越的資本主義形式，它的管理經驗並非一錢不值，而通產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鑑意義，教育系統、組織中的高忠誠度、慷慨的基礎研究經費與更長遠的企業眼光，將可能在新一輪的競爭中幫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產公司的事例無疑說明了日本企業的自我更新能力，這位出生於巴西、受教育於歐洲的外國人，成功地在一家純正的日本公司實行了國際通用的管理標準，結果，他拯救了該公司，而日本人則像歡迎中田英壽一樣歡迎了他。

中日都面臨觀念的變革

一些模擬看似遙遠甚至生硬，卻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人們常常將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比作法國與德國的關係：他們都有著漫長而辛酸的戰爭歷史，前者都曾有被後者侵略的經歷，前者時刻警惕後者的崛起。1992年德國統一的事實令法國人備感不安，但事實是，德國在戰後讓人滿意地遵守了承諾，經濟實力的增強，並未導致軍國主義的復甦，在過去的幾年中，她對於國際安全事務的參與也並未引起多大的爭議，因為它極有分寸地遵守了遊戲規則。當然，無論如何，日本人要承認，在面對歷史問題上，他們缺乏德國人的誠懇，比起德國總理的公開道歉，他們卻選擇參拜戰犯。

就像分析家幾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見的未來，中、美、日的三角關係仍主導著東亞的格局。當中、日直接面對時，它們無法進行交流，而沒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則缺乏基本的對話能力。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蘭普頓將1972~1989年視作中、美、日關係的黃金時代，他們對彼此都頗具好感，日本人透過大量的援助來幫助中國發展，我們得承認，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種負罪心理，這其中包含著友誼成分，類似情況在歷史中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