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開播中國第一個24小時的新聞臺，儘管北京廣播學院研究員郭鎮之說“對此作出過多判斷仍為時過早”，但仍被普遍視作新聞改革的突破口。

與此同時，你很容易在媒體上捕捉到具有符號意義的老一代黨內改革派的聲音。作為過去50年間黨內變革的目擊者之一，李銳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黃春秋》上再次呼籲了黨內*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澤東與*對於“權力過分集中”危害的批評；《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在題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展望》的文章中寫道：“如何加強對執政黨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嚴格監督，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中的一個突出的課題……”；李慎之對政治改革的熱情從未削減過；但在這些老人中，沒人比86歲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為上世紀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種意義鮮明的象徵，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風窗》雜誌上說：“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建設要站在全球化、現代化的高度，要用人類歷史發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標準來審視，從而確定自身目標和任務。”

41歲的年輕學者*認為“漸進改革已基本走向終結”，這個過分安靜、表達常常陷入停頓的政治學者在十六大結束後，斬釘截鐵地寫道，“如今應該從改革走向改制”。

走出書齋的改革爭論

“中國70％的知識分子對於政治改革的認識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準”，社會學家陸建華相信，在書齋中談論憲政與*的知識分子令人尊敬，卻很可能並不瞭解中國社會的運轉之道。“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種變化”，10年前曾熱情地投入“歷史的潮流”爭論的陸建華，如今相信理解中國社會的切入點，或許應該從組織的變革入手。

在1997年贏得大選之前，當託尼·布萊爾被問到為什麼在一代人的時間裡英國工黨一直在野時，他總是用一句話回答：“很簡單，世界變了，而工黨沒變。”

*在2002年7月1日的講話，很容易被視作中國共產黨面對改變的世界所作出的戰略調整。

在中國共產黨向私人企業家敞開大門前幾個月，中國政府最權威的智囊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釋出了《當代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十個階層來劃分中國社會。“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更願意將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稱為“斷裂的社會”，而陸建華乾脆使用了“充滿了後現代色彩”這樣的詞彙——不同的價值觀、傳統與現代彼此交織。

在漸進中變革（3）

急速變化、每個人都可感知的社會變化，像持續了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一樣，為我們理解中國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國的改革，除去龐大的政府、日漸增長的市場空間的矛盾外，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擁有6　600萬成員的中國共產黨該如何定義自己在未來的角色。

“改革的過程，就是政府不斷退出的過程。”天則經濟所所長盛洪對《經濟觀察報》說，中國經濟改革下一步的關鍵就是進一步限制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干涉。

但張劍荊在面對這個問題時變得有些困惑。作為《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輯，張劍荊與他的同事曾經是經濟改革熱情的呼籲者。在1997年國有企業改革爭論最為熱烈的時刻，《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這樣的標題——《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援變賣國有企業的一切形式。5年後，語速急促的張劍荊承認最初的設想過於簡單，那些他曾經熱烈報道的大膽民營化的城市，很多已變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時也發現，伴隨著市場力量的生長，政府的力量也同樣在增長，“在80年代，政府官員幾乎不擁有什麼支配資源的能力，而現在他們的權力空前地膨脹了。”這也是馬立誠的憂慮所在，有些官員已形成了利益集團，他們可能成為阻礙改革的力量。

美國作家丹尼爾·耶金將貫穿於20世紀的政府與市場交替稱作“制高點之爭”。但分析過去25年的改革歷程，卻並非簡單的政府與市場的此消彼長。從表面看來，*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英國的瑪格麗塔·撒切爾與美國的羅納德·里根也在放鬆政府管制，這幾乎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發的卻是比GDP增長更為複雜的結果。一個滲透整個國家與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為一個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