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空間越來越大

每個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會變化，像持續了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一樣，為我們理解中國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袁嶽喜歡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轉變，他說政府仍未學好如何處理公共關係，如何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中國企業家》雜誌社社長劉東華也像袁嶽一樣感受到新興力量的成長如何在拓展中國的社會空間。他說：“不安全是企業家最大的擔憂，但如果你為他提供政治預期的話，他們這種感覺的強烈程度會超過所有階層，因為他們是有產者。”著名的法學家*則相信司法制度的專業化很可能是推進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當無所不為的國家權力消退時，司法制度是新的價值判斷標準。

或許是媒體天生偏愛“戲劇感”，我們試圖詢問每一位交談者，哪一年在中國改革史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標誌之年？改革的下一個突破口是什麼？類似WTO組織所制定的國際規則對於中國改革的影響到底有多麼深刻？哪一種力量充當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問題顯然都難以回答，並必然地缺乏足夠的定量分析。尋找答案的過程，最終變成了一場破除“簡單答案定式”的過程。

當眼前的討論越發熱烈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回到一個更為漫長與艱辛的傳統：我們該如何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與制度，技術性的模仿能走到什麼程度？我們對於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與吳敬璉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於市場經濟的期待具有類似之處？即使我們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場經濟的優勢，卻仍可能面對轉軌難題而不知所措。同樣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們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個我們想像中的理想國？

第四次思想解放運動

當馬立誠在電話中答應接受採訪時，他仍習慣性地壓低聲音。就像他自己所說，在《人民日報》2　000多人的編輯部內，他是個邊緣人。從《人民日報》巍峨的大門進入，穿越開闊的院子，來到新編輯部大樓的旅程，帶有某種懷舊色彩。安靜氣氛與院子中成長的高大松樹，流露出與不遠處的嘉裡中心不一樣的氣息。

57歲的馬立誠擁有一副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清瘦、溫和，他是這份中國最具有官方權威性報紙的評論員之一，在過去的50年中，這個職位一直具有某種特殊的榮譽。但自從1998年與同事凌志軍共同寫作《交鋒》一書以來，馬立誠多少改變了人們對於評論員這一職稱的習慣性看法。這本著作被普遍視作20世紀90年代最令人矚目的政治類作品，而他本人也被稱作“中國最知名的政治評論家”。儘管它的印製粗糙，結構與行文並不精美，卻是第一本完整地記錄自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內關於改革路線的左右之爭的著作。“後來的反響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大”，馬立誠在5年後回憶說。《交鋒》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熱烈的政治探討氣氛的符號之一，馬立誠與凌志軍富有想像力地將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92年的十四大並列為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它們使中國告別了個人崇拜與所有制的崇拜。

2002年初冬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否意味著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顯然，它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黨的領導人的平穩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之後，*在報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與“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提法一樣，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樣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可能再次走到一個關鍵點，就像一位資深經濟學家所言，“十六大意味著經濟體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礙已基本消除”。而在體制內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對左與右之爭的馬立誠也認為：“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差不多不復存在，政治改革將成為最重要的議題”。經過20多年的中國式漸進改革之後，中國的經濟學家一再重複著*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斷：“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

在漸進中變革（2）

“在新聞界，一些變化已經出現。”馬立誠對於中國媒體在的變化深感興奮，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這樣的形容。從2003年起，《人民日報》由12個版增至16個版，“這是最近幾年以來最醒目的變化之一，這是十六大以後黨推動新聞改革的一種表現”，馬立誠對此評價道。他援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日報》的講話精要，即這份具有悠久傳統的權威黨報，不僅要表達黨的意志，還要傳達人民的呼聲。中央電視臺甚至決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