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還是體制外力量的推動？陸建華用“先有蛋，還是先有雞”這個比喻來形容這兩種早已糾纏在一起的關係。有一點卻變得愈發清晰起來，即觀念層面的爭論仍很必要，正確的觀念將幫助我們減少走向錯誤方向的機率。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避免過分沉溺於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學法學教授*所說的“在技術層次上推動改革”。這也同樣是陸建華所說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話語體系來替代舊的思考方式。

在這種意義上，*相信司法制度的專業化很可能是推進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當無所不為的國家權力消退時，司法制度是新的價值判斷標準，*對於“*官會議”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的臺灣轉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經濟學家呼籲建立“法治市場經濟”是經濟改革新動力時，作為法律領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強調，在一個發展失衡的社會中，“司法乃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而司法制度的改善與建立是“一場與*、社會墮落間的賽跑”。在過去的幾年間，*一直為長期滯後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為專業的知識將有助於改變“權力的運轉機制”。有著中國知識分子少有的親和與尊嚴感的*對於未來充滿樂觀，他對於更多的專業人才進入最高法院而感到興奮。

而杜鋼建則渴望用20世紀80年代始興起於英國與紐西蘭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來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內容，在中國的條件下有它的獨特的意義，這就是行政吸納政治的問題、行政*化公開化的問題，包括地方自制的體系，透過行政改革推動*化建設，這是中國目前切實可行的一條路。”作為過去幾年間最重要的行政改革專家，杜鋼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權分立”制度重要設計者之一。儘管“三權分立”並非如《金融時報》所稱的“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為這並非西方意義上的三權分立，“但這仍是非常重要的進展，因為在中國，任何行政上的改變，都可能觸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評價道。　txt小說上傳分享

在漸進中變革（7）

在過去的24年中，我們對於改革程序的看法帶有“想當然”式的浪漫主義成分，沒有一種單獨的力量可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鐵板一塊的政府及市場，它們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衝突的小團體組成。我們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體太容易被某種符號化的東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業家成為了政協主席，什麼地方實行了新的選舉制度，或是故宮中開設了星巴克咖啡館，而事實上，在這些表面變化之下，仍有著內在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用著諾基亞手機與滿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並不擁有更強的*與個人主義意識……我們一面在強調專業性知識的重要性、技術力量對於改革的推動力，一面又要面對這樣的困難：沒有文化與傳統上的改變，這種技術性變化往往變形並不能保證持久。我們一面在倡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卻又發現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的相應的文化環境與具體執行人的輔助，同樣毫無意義。一個不恰當的類比是：據說安然公司擁有世界上最傑出的董事會與公司治理結構。

“制度是結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們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們都與基督教文明有關……”袁嶽顯然不贊同那些過分迷信制度的人。*也相信，法律背後需要哲學上的超越性，這是中國的文化中缺乏的。

發出新芽的傳統

於是，當眼前的討論越發熱烈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回到一個更為漫長與艱辛的傳統：我們該如何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與制度，技術性的模仿能走到什麼程度？

儘管自認為並不具備足夠的遠見，《財經》雜誌的主編胡舒立對於改革的經驗簡練卻值得信任：“改革是個日益複雜的過程。”她說，勇氣與努力或許是5年前的中國新聞業最值得珍視的品質，但如今，更為重要的品質是“判斷力”，即在越來越複雜的環境中，如何作出準確的判斷，已成為最大的挑戰。

在馬立誠繼續為不斷活躍的輿論空間而鼓舞時，他的同事凌志軍出版了《變化》一書，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國發生的種種變化，如何由一個封閉單一的社會向開放多元的社會演進的線索。在中央黨校內的書店裡，《變化》佔據著顯赫的位置，旁邊的書架上擺放著美國管理大師彼得·聖吉、彼得·德魯克與邁克·波特的著作，而挨著MBA教程的是曾國藩的用人之道與關於俄羅斯的轉型研究……

近年來，中央黨校最為流行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