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成長如何在拓展中國的社會空間。當他1997年來到《中國企業家》時，這是一份困難重重、不見起色的雜誌，發行量不過1萬份，它的名字使它好像服務於一個尷尬的群體——直到1999年，人們依舊還在問，中國有所謂的企業家嗎？他們是否都是牟其中式的人物？僅僅5年後，作為這份雜誌的社長，39歲的劉東華對自己的未來充滿自信，它已是中國最有聲望的媒體之一，發行量增加很多，員工由最初的12個人擴張至50人左右。

這本雜誌的口號的變遷印證了企業家群體的崛起過程，正如劉東華解釋的，“最初我們是‘一本可能改變你命運的雜誌’，後來大家認識多了，改成了‘一本可能影響你命運的雜誌’，再後來，‘一本牽掛企業家命運的雜誌’，我們認為這個群體仍然脆弱。後來，‘一個媒體一個階層’，現在則是‘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他們開始從弱勢群體變成強勢群體，他們開始牽掛和影響別人的生活……”

在*十六大結束後的當天，《中國企業家》舉辦了相應的討論會。就像劉東華所說的，他的企業家朋友們感受到一種空前的放鬆感。儘管“七·一”講話賦予了企業家以新的社會地位，但幾個月後的查稅風暴仍令他們惶恐不安。“2000年是一個分水嶺”，自信自己能夠“看得更遠”的劉東華認為，中國企業家對於政治的心態也正在變得成熟起來，“從前，他們很少有身份認同感，用捐助活動甚至犧牲自己的生意，來獲得社會承認，今天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做企業本身就可以贏得尊敬，他們變得更從容了。”

但我們是否可以如外來觀察者一樣，期待企業家改變中國政治生態？但政治對於大多數企業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種受寵若驚的榮譽。剛剛成為政協委員的席殊難以掩飾這種興奮，在與《經濟觀察報》記者的交談中，他說將要把更多的精力向非商業領域傾斜。我們很容易從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中的企業家比例的升高，或者尹明善這樣的步入高階官員行列的商人的個案，刻意尋找改變的痕跡。但馬立誠卻並不那麼看，事實上，他擔憂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機構的影響之下，他們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結成聯盟。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所謂的“中產階層群體”上，它如克林頓所說的人均收入4　000美元一樣，是大多數政治分析家相信的*化程序的重要力量。“事實上，他們已經是重要的聲音了。”*表示。但袁嶽在多年的觀察之後，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們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個階層，卻沒有相對一致的價值觀。”

沒人否認中國的公共空間在20世紀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長，價值也呈現日益的多元化，但袁嶽更樂於承認，這種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議題是人們形成一種公共溝通的方式，最終應該提供一個像集貿市場這樣可以公開叫賣的地方，為什麼西方政治爭論得那麼激烈？它就是一個叫賣集貿市場。”而目前的各種聲音，往往是少量強勢群體的聲音，令袁嶽悲哀的是，“財富成為人們考慮幾乎所有問題的標準”，而如果工具型價值變成目標型價值的話，這個社會是失衡的，尤其是對於一個基尼係數已達到危險的的社會尤其如此。出身於農村的袁嶽抱怨說，社會中下層少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聲音。

在漸進中變革（6）

帶有濃重口音的周鴻陵似乎並未被十幾年來屢受挫折的鄉村*實驗所影響。當記者與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談時，這個外表質樸、擁有比40歲的實際年齡年輕得多的理想主義者，繼續向我們暢談他的*理想與公民社會：“沒有什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別，也沒有窮人的*或是富人的*的差異，在世界上沒有第二種*形式。”在周鴻凌用與他的外表與語言體系並不完全匹配的方式談論“全球化”與“全球公民社會”時，周與他的支持者茅於軾的“天村實驗”已進行了兩年，但即使周自己也承認這項備受海內外矚目的試驗，最終“標誌意義大於實質影響”，儘管他的一位同事一再稱村口的大嫂們如何支援*選舉。

令他備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為國家機構越來越接受他們的想法，但是他也承認，這種*實驗仍面臨著它似乎無法克服的悖論：*選舉出的村長如何與上級委任的黨委書記分配權力？而且過去兩年的經歷表明，“天村*實驗”多麼像溫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須得到當地更高一級的領導人的支援，這種支援比來自海外的資金支援重要得多。

共同推動的力量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一個看似簡單卻仍很複雜的爭論，改革主要是要依靠體制內的主動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