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4年改革的直接參與者，吳敬璉在2003年初也對《財經》雜誌坦承：“作出市場經濟的選擇並不意味著一了百了……好的市場經濟應當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是'法治的市場的經濟'”。

我們對於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與吳敬璉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於市場經濟的期待具有類似之處？即使我們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場經濟的優勢，卻仍可能面對轉軌難題而不知所措。同樣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們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個我們想像中的理想國？

在漸進中變革（4）

*是個好東西

塞繆爾·亨廷頓稱，1974年從葡萄牙開始至1990年，是世界*化浪潮的第三波，*這一理念擁有了幾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著名的學生弗蘭西斯·福山一樣，亨廷頓在1990年設問：“我們有可能看到一個*不僅是主流政體，而且是普遍政體的世界嗎？”作為《第三波》中文版翻譯者，*對於亨廷頓的判斷表示認同。

但*是否像市場一樣有可能演變成某種危險的意識形態？

“我們已陷入了對*的迷信中，用新的烏托邦來取代舊的烏托邦”，潘維副教授自嘲為“一個左派與右派都不喜歡的知識分子”，這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體制改革是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主要任務，但優先建立法治政體、引入分權制衡的改革而非急於推行*化才是正確的方向。

“或許*是個好東西，但它顯然不是前十年要解決的問題”，畢業於自由派知識分子大本營加州大學柏伯克到分校的潘維嘲諷了我們對於*制的習慣性看法：“我不認為多數人投票就一定意味著好結果，在最*的雅典，蘇格拉底是被公眾投票處死的。”潘維一直以不無激動的情緒試圖讓人理解，*絕非我們習慣認為的那樣，是與“繁榮、自由、開放”自然地聯絡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們俄羅斯與臺灣式*的混亂，拉丁美洲與非洲*轉型國家因缺乏法治而導致的社會動盪與*叢生……

潘維說，在多年的觀察之後，香港與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適合華人文化，臺灣的方式只會導致黑金政治與政壇的混亂……但在一個權力如此集中的政體內，如何實現“權力的相互制約”的法治導向，潘維尚未有明確的答案。同樣的，*對於如何將書面上抽象的憲政轉變為更為具體的操作方法時表現出典型的知識分子立場：“對我來說，我更傾向於把這些大的問題想清楚，把目標提出來，至於怎麼走的問題，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坐在新恆基中心11層溫暖而活躍的辦公室內的袁嶽曾經是政府機關中一位因過分喜歡錶達而感到壓抑的年輕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場體制改革時仍對自己未來的前途感到難以把握時，袁嶽創辦了零點調查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調查公司，它和中國第一傢俬人企業或是第一位搖滾樂歌手一樣具有標誌意義，正如袁嶽11年後解釋的：“那時我在想，中國的資訊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個可以自下而上收集資訊的機構。”

由最初的四五個人、十幾萬元開辦到今天的零點公司擁有180位員工、營業額幾千萬，袁嶽是過去11年間中國改革最富活力的見證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質也使他成為中國社會變遷的最好觀察者之一。除去仍舊保持的健談，會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嶽已成為一名意見獨特的“有機知識分子”。

長期在體制內生存的馬立誠會為改革程序中每個微小的變化而興奮，熟知每一份“萬言書”的他深知這些進步後面蘊涵著多少鬥爭。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受過公共管理訓練的袁嶽則代表著新興精英階層觀察中國社會的方式。在他看來必須依靠民間社會力量的成長，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論探討，更應注意那些具體的問題：“在今天談論憲政有很多新的意義，但對於人民群眾來說，它是生活在一個天天執行的、活生生的體制裡，對他們來說憲政就是他們的鄉長，就是他們村長怎麼收錢的方式……我覺得現在不應談太多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更關注社群管理改革……我還沒有一下子看到整個的改變，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變，會覺得生活在希望裡面，而一些人在那裡等待著高層有人進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這是有問題的，因為沒有人認為自己有什麼力量。”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袁嶽喜歡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轉變，他說政府仍未學好如何處理公共關係，如何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

在漸進中變革（5）

新興力量的出現

劉東華像袁嶽一樣感受到新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