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已經來到20世紀，就不能仍死守著19世紀的思考方式與意識形態，而且他們相信，社會是有可能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在年僅29歲就為威爾遜總統起草和平十四條的李普曼，將後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務的專欄寫作，依靠驚人的思維與分析能力，使美國人適應了一個逐漸成真的現實——她已經變成了全球性的領導力量，她必須擁有勇氣與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種挑戰，忍受疲憊與挫折。中國將重新上演類似的故事嗎？它將從一個邊緣國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將把不斷積累的物質財富，轉化成真實可見的力量。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國家的意識才會以鮮明的姿態突顯出來。一種是危機，在面臨入侵與生存危險的19世紀與20世紀初，國家意識在中國開始出現；另一種情況下則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許恰巧比前幾代人更有慾望證明自己，或是他們面對的環境已經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們必須重新設計自己的未來，西奧多·羅斯福時代的美國正是如此。

重新發現中國（7）

某一國家在某一時代的氣質與表現，往往是支配當時社會生活的那一代人氣質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歷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觀念，類似的經歷將使他們擁有類似的意識，這種意識將直接影響他們對於外界作出的反應。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一代中國青年，將很快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他們對於中國與世界的看法，將可能緩慢地塑造一個新世界，尤其是當中國已變得如此重要之時。

每一代人都迷戀於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每一代人都迷戀於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的轉折時刻，每一代人都喜歡引用英國文化論者馬修·阿諾德的名言：一箇舊世界已經死亡，而一個新世界尚未誕生。9·11給了這代人這樣自我宣稱的機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2001年應被視作我們這一代人——對國際事務與自己生長的國家的認識開始甦醒的年份。

在那天晚上坐在電視機前目睹著那一好萊塢式的場面時，我距離自己的25歲生日仍有16天。我經歷了一個大多數中國青年的典型成長路線，我出生在一個小鎮，在出生那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這一年，人們還敲鑼打鼓地上街，並用大吃大閘蟹的方式慶祝“四人幫”的垮臺。我不能說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什麼印象，對於貫穿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帶來的啟蒙運動也缺乏印象，更不用說什麼國際環境的變遷。在80年代後期流行著一部影片《凱旋在子夜》，講述的是對越自衛還擊戰的故事，友鄰的反目佔據了我最早的外交意識。在我小學畢業那年，弗蘭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緊接而來的是柏林牆的倒塌與兩年後蘇聯在1991年的最終解體。

沒錯，美國是我們這代人感興趣的國家，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國再加上英國等幾個歐洲國家。我幾乎從未想過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樣的問題，儘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學以“憂國憂民”著稱，但五四的一代早已變成了託福、GRE的一代，一代人中最傑出的頭腦匆匆忙忙、頭也不回地鑽進了美國大學實驗室。中產階級的生活魅力徹底馴服了他們的自我意識。

美國著名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民族主義稱作“想像的共同體”，一些特別的事件、人物與傳統會激起人們普遍的情感，人們依靠這種情感與意識構造了一個國家，確認自己的身份。對於類似我這麼大的年輕人來說，2001年的三件事足以刺激這種想像力——申辦奧運會成功、加入WTO與中國進入世界盃。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經過了三次的狂歡，在那些夜晚的長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裡，所有的人再次變成了兄弟姐妹，他們都為自己的國籍身份而驕傲。

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紐約與華盛頓的悲劇，則使這一代人第一次認真地思考我們生活的世界，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學習整張世界的地圖，並逐漸開始瞭解中國在這張地圖上屬於什麼位置，並可能擁有怎樣的未來。

在最初的幾個月，大多數西方人（至少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相信，在歷史的教科書上，2001年很有可能與1914年處於類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28日的薩拉熱窩遇刺前，整個歐洲已經享有了將近100年的和平，人們甚至相信戰爭永不再會爆發，當時最流行也最具影響力的看法來自諾曼·安吉爾①　在1914年出版的暢銷書《大幻想：關於軍事權力與國家優勢的關係研究》，這位當時名噪一時的記者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