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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貿易已使領土擴張成為過失,從經濟學上講,戰爭已變成一種非理性行為,永遠和平已經到來。

重新發現中國(8)

而在9·11發生前,全世界都沉浸於冷戰結束的喜悅之中。人們談論的是全球自由市場,資本的自由流動,跨國公司,新技術革命……又是一位記者對此作出了總結,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汽車與橄欖書》中,《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裡德曼(他很像是諾曼·安吉爾的一個翻版)宣稱:世界10歲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全球經濟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侷限在歐洲與美洲,但現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礙,也不再有意識形態的障礙,就像IBM的廣告語“四海一家的解決之道”。

弗裡德曼式的樂觀情緒鼓舞著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我們的“中國意識”復甦得很晚,是因為在我們智力日趨成熟時,我們所受的主要影響與地域無關。19世紀俄國的流亡分子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說的,整整幾代俄國知識精英是在法國文化的薰陶中成長的,對他們而言,法語比母語更得心應手,法國宮廷的禮儀比粗俗的俄國規矩要風雅得多。而我們呢,則是一種新的雜合文化的產物。世界都在美國化,這是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批評家們喜歡的判斷,就像18世紀的歐洲都在法國化一樣,或是15世紀的亞洲都在中國化一樣。不錯,至少和全球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一樣,我們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用Windows作業系統,聽Billboard上的歌曲,迷戀莎朗·斯通與湯姆·克魯斯……但這種膚淺的描述根本不能反應出我們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實面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國文化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與寬容性。我更無法理解歐洲批評家對於世界文化的美國化的批評,對於我們來說,這種所謂的美國化首先是一種解放力量。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在撰寫他們的立國基礎時,首要考慮的是從古希臘的*到法國的啟蒙運動的精神,法國人孟德斯鳩比任何美國人,對美國憲法的影響都要大。

這是市場與技術的革命年代

與父輩不同,我們沒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可能打響的陰影之中,中國採取的外交政策是韜光養晦,而非四面樹敵或是輸出革命,為了保持經濟建設的穩定性,外交政策與其他政治議題一樣,從來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中國開放的過程,也正是整個世界的運轉中心由國家轉向市場的過程。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的英國開始了私有化運動,羅納德·里根在1981年的美國開始了放松管制運動,他們儘量將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舉動贏得了大量的追隨者。這場運動中兩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與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裡德曼,他們兩人都以是凱恩斯的反對者著稱,他們相信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干涉,最終將通往“奴役之路”。沒有證據表明,*讀過他們的著作,*的政治經濟學才是他們那一代的規範讀本。但是1978年時已經74歲的*卻讓自己成為與撒切爾、里根並列的20世紀最後20年全球自由市場的最重要的締造者,前者或許比後兩者更為重要,因為他領導的市場化程序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時,我才知道西方對於中國的印象在整個80年代是多麼好,在短短10年內,《時代》雜誌兩次將*評選為“年度人物”。

這是市場革命與技術革命的年代,政治似乎不再佔據著舞臺中央,在全球市場的映襯下,民族國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實現自己光榮與夢想的機會,在9·11發生前,我們的主要榜樣是來自矽谷的IT公司,是那些dot…公司的百萬富翁。在我們看來,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舊金山;創造歷史的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比爾·蓋茨、楊致遠;指導我們行動的不再是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宣言,而是商業計劃書……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重新發現中國(9)

當然,我們錯過了這場革命,我們還太年輕,沒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也缺乏技術才華,不能成為這場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齡略長的那些從海外歸來創辦網路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為強烈地感受到技術革命中蘊涵的“中國的前途”。他們將數字革命視作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徑,寬頻所帶來的充分資訊是一場新的啟蒙運動,它將徹底幫助中國人告別知識匱乏的年代。我正是在一時刻了解到了“中國概念”:中華網 只是將China後面加上了一個。,就在納斯邁克上市第一天股價超過了100美元。

而9·11改變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