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的上升傾向。北大、清華的學生一面高喊著打倒美國，一面為明天的赴美簽證而憂心忡忡。你可以嘲笑他們的虛偽，但同時一種因為中國的強大而逐漸恢復的民族自信正在升起。1988年為《時代》而吃驚不已的幾個年輕人在1996年卻寫作了《中國可以說不》。在《*》時代的對“海洋文明”的頂禮膜拜，如今正讓位於更多的自信。

拿破崙說不要驚醒中國這頭睡著的雄獅。這種論調在美國的思想界又開始復甦。如何處理越來越強大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他們之間的思維方式相差是如此之遠！不是親密的朋友，是否一定意味著是不可避免的敵人？爭論在中美兩方都激烈無比，橄欖枝在老鷹與鴿子之間左右搖擺。哈佛商學院、麥當勞、矽谷精神、好萊塢雖然正在模糊中美之間的差異，卻並未消除潛藏在最深處的誤解，但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正在失去其曾經過分強大的影響力。

中國進入世貿組織的成功，因為9·11事件而失去其本應有的轟動性。但這個透過漫長艱辛的努力而最終取得的勝利，如同1972年中國重回聯合國一樣令人喜悅，也是黃仁宇所說“中國現代化努力中至關重要的一步”。中國可以利用現代意義上的“數字管理”，也同樣可以適應全球化的遊戲規則。

中國與美國，她們先是因為日本、然後是蘇聯，走到一起。而僅僅以地緣政治或是眼前利益來判斷目前的中美關係是犬儒主義的。讓我們再次拾起費正清的遠見：“為了在人類前途未卜的環境*同生存下去，美國人和中國人將必須在她們過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歷史中，找出可以共同理解的領域。”中國與美國各自為對方提供了良好的參照系，透過過去與未來的不懈學習，中國將重獲她的尊嚴，並與美國成為平等的競爭夥伴。中國與美國217年的交往歷史，正對映出人類發展的基本理念——“文明是相互流動，相互學習的”。美國人透過學習歐洲，而在19世紀末強大起來，透過在二戰中大量接納歐洲的科學家而主宰了戰後世界；中國的境遇艱難卻更具說服力，她曾經因為拒絕學習他人而從世界的中央跌落下來，在痛苦與不安中，她半被迫、半主動地接受著外來文明，並必將因此而重獲尊嚴。

毫無疑問，在未來的相當長時間裡，中國與美國的共同利益將真正凸顯出來。透過217年的交往，我們儘管依舊不算熟悉，並時而爭吵，但畢竟，我們終於開始平等對話了，並必將發現彼此的共同點要遠多於不快。

對於今天的中國青年來說，正身處一個類似於1890~1930年間的美國的狀態，它的混亂程度與蘊涵的機會都極度相似。現代美國的模型在那時建立，主要的機構，包括《紐約時報》、《時代》、《紐約客》都是在那時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國人在享受那兩代人的遺產。所以，令我感到激動的依舊是，我們或許無法立刻享受到類似美國今天的物質的便利，卻被賦予了寫入歷史的機會。

中國與美國：美國傳統與我們的世界（1）

我們的世界

“美國人最幸運之處在於他的歷史是一張白紙”

大約171年前，確切的時間是1831年4月，法國貴族青年托克維爾與他的朋友博蒙動身去美國。僅僅一年前，托克維爾剛剛結束在巴黎的學生生涯。在校期間，他深受歷史學家基佐的影響，後者認為，世界的歷史尤其是法國的歷史，將必然導致中產階級的勝利。

英國左翼思想家拉斯金後來認為，導致25歲的托克維爾最終決定前往美國考察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托克維爾的自由理念與他的貴族家庭發生了衝突；二是面對混亂的法國政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是個有政治野心的年輕人，儘管在那個講究辯論的時代，他的口才太糟糕，又太不適合於權力遊戲與煽動民心。

去美國的一個直接目的是，他希望考察美國的監獄制度，因為法國的實在太糟糕了。但從1830年11月起，他開始想寫作一本關於美國的書，因為這是一個人人都在談論、又人人無法說清的話題。

拉斯金在20世紀40年代說，在19世紀初談論美國，就像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談論蘇聯一樣引入注目。或許我還應該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談論中國與毛澤東這一現象，因為當時的人們都想知道這個陌生的國家到底意味著什麼。歷史學家會說，“每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歷史能為現實提供參照，避免犯同樣的錯誤；在現實中，我們會透過觀察別人而反省自己。同樣地，在努力理解其他國家與民族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尋找自己的弱點或是優勢，尋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