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到這一點，我認為是有可能的，你想，現在到處都在鬧革命黨，記得那年五大臣在北京遇炸的事嗎？聯想到最近廣州的革命黨起義，朝廷可能也意識到可能會有更大的暴動，為了討好西方人，他們是有意這樣做的。”

詹天佑說：“關鍵是我們應該怎麼做？”

黃仲良說：“這裡你是總理，又是總工程師，當然是你說怎麼做就怎麼做？”

詹天佑說：“根據郵傳部的通知，要求我們迅速把各類股權、財務狀況、工程進度等造表上交，準備將路權由商辦轉為國有。”

黃仲良說：“什麼國有？名義上是國有，實際上還不是英法德美等國所有。”

詹天佑說：“粵路公司是商辦機構，能否移交還要經股東大會決定，我們無權做這麼大的決定，但我們作為朝廷命官，相關的工作還是要做，關於股權、財務、人員、材料的報表我們都要按要求做，先做好準備，到時是否移交由股東大會決定，同時還要看看川路公司的做法。”

詹天佑讓王必書準備各類資料。

接連幾日，他接待了來自各方面的陳情，都表示反對政府收回鐵路股權，同時，從四川、湖南、湖北也傳來老百姓反對鐵路國有的訊息。詹天佑在總理辦公室來回踱步，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一邊是他的股東，一邊是他的朝廷，他到底該怎麼辦呢？他此時的內心比任何時候都矛盾、都複雜，雖是農曆的四月，他總是想事想得滿頭大汗。

1911年6月6日（農曆五月初十），廣東商辦粵路公司舉行股東大會，商討應對朝廷鐵路收歸國有的措施，代表股東出席的董事們一個個情緒激昂，都表示反對朝廷收回路權，堅持粵漢鐵路廣東境內的路段必須商辦。

股東大會授權詹天佑以粵路公司名義給朝廷發電報，要求收回鐵路國有的成命。黃仲良知道詹天佑的為難之處，他說：“詹姆斯，你在朝中是有名的人，股東大會的決議明顯與朝廷的命令相違背，以你的名義發電報太搶眼了，要不還是由我來代擬吧。”

詹天佑看了一眼黃仲良說：“仲良，你我當年蒙曾國藩大人與李鴻章大人聯名上奏得以出國留學，曾大人連我們的面都沒有見過，一片血忱，希望我們學成回國報效朝廷，現在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鐵路修建又正縫這個節骨眼上，我雖是朝廷命官，但我身為粵路公司的總理，對全體股東負責，粵路股份是家鄉人民的血汗錢，我要對粵省家鄉父老負責，就算是得罪朝中的大人老爺，但這是股東的意見，是民意，我以總理的名義發這個電報是把民意上達，讓朝中的大人老爺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這不會有什麼錯，如果他們因為我發了這樣的電報而懷疑我對朝廷、對國家的忠誠，那我就無話可說了。如果我因計較個人影響讓你來代做這件事，那我詹天佑算什麼人。”

黃仲良說：“詹姆斯，你不要誤會我，我是怕你樹大招風嘛。”

詹天佑說：“樹大了，想不招風都難啊。”

於是他以粵路公司總理的名義給郵傳部發了一封電報：

關於廣東鐵道國有問題，在十日開會議決，股東一致反對，決心維持商辦，乞撤消國有令，以昭大信。

電報發出去後，詹天佑如釋負重，緊張的心情有所緩解。

黃仲良對詹天佑說：“詹姆斯，鐵路國有作為一種國家政策，光是我們粵省反對可能力道不夠，是否還需與其它各省聯合，希望他們也向朝廷表達自己的意願？”

詹天佑說：“我正有如此考慮，如果能使各省民意一致的話，朝廷應會慎重行事的。這樣吧，你以我的名義，向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商辦鐵路公司各發一個電報，就說鐵路國有，失信天下，我們粵路公司股東會議決心維持商辦，請朝廷收回國有令，請各省商路公司也向郵傳部表達自己的意見，支援我們粵路公司的陳情。”

黃仲良按照詹天佑的意見，請王秘書將電報發往各省。

令詹天佑沒有想到的是湖南、四川的民眾反對路權收歸國有的運動更加激烈，首先起來反抗的是湖南。1911年5月14日，長沙舉行了萬人群眾*，反對向外國借款收回路權，長沙至株洲的萬餘鐵路工人舉行了示威，並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農民拒交租稅以示抗議。

接著6月16日，四川鐵路公司舉行緊急會議，決定馬上組織保路同志會，不能等待股東會，連夜發出通知。

6月17日，成都嶽府街上水洩不通。大會開始後，一個叫羅綸的人登壇，向滿場一揖，開口便說：“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