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國也完了！”說完，大聲豪哭，全場數千與會人員頓時號啕大哭，哭成一片，在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也深受感染，忍不住跟著哭起。哭聲持續了數十分鐘。這時，只聽羅綸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們要誓死反對！反抗到底！商人罷市！工人*！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臺下同呼“贊成！”

就這樣，四川保路同志會正式成立，推舉蒲殿俊為會長，羅綸為副會長。

大會臨時動議，與會人員全體到總督衙門向四川總督王人文請願，要求代奏。

王人文深受感染，立即將四川人民反對鐵路國有的情況向朝廷寫了奏章，並指名彈駭盛宣懷，表示願意與盛宣懷受同樣處分。清廷將王人*職。四川的局勢變得更為複雜。

湖北、廣東的百姓也透過各種形勢展開維護路權的活動。

詹天佑看到這種情形，深感憂慮。在給身在宜昌川漢鐵路工地的顏德慶的信中他寫到：“廣州現在處於一種激憤的形勢中，我希望不會有嚴重的後果，但我想恐將導致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悔恨。”這種悔恨顯然是指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當然從更寬泛的層面看，也有可能是指整個清政府的政策。

很有意思的是，王人文因為向朝廷上奏反映四川人民護路心聲的而被免職，詹天佑給郵傳部發了電報，郵傳部卻沒有對他進行懲罰。當然，盛宣懷以往與詹天佑有過交往，比如義和團運動那年，詹天佑被調往江西萍鄉修鐵路就是盛宣懷指派的，加上詹天佑是中外知名的鐵路專家，清政府不得不投鼠忌器，對詹天佑一旦懲罰的話，可能會激起更大的民憤，其實，詹天佑只是發電報反映廣東股東的態度，並沒有如王人文那樣指責盛宣懷，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

各種訊息越來越多，特別是四川的的護路運動很快發展成全省性的群眾運動，清政府將王人文免職後，又任命趙爾巽為四川總督前往*川民的反抗，同時從湖南、廣東、陝西、甘肅、貴州、雲南等省調軍入川，命令鐵路督辦大臣端方從湖北率軍入川，一時間，全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四川。

詹天佑預感到局勢可能越來越嚴峻了，他沒有辦法，與黃仲良每天都在討論如何使粵漢路順利推進，在他的心中，無論局勢如何變化，修築鐵路永遠都是他的事業，他一邊督促鐵路修築，一邊督促黃沙車站的修建，對於他來說，鐵路工程並沒有因為群眾自發起來的保路運動而受大的影響。

亂世本色

鐵路的興修本來被認為是清末實行新政的第一要務，特別是在甲午中日之戰後，興修鐵路一度被認為是慈禧和光緒推行新政最鮮明的標誌，詹天佑作為鐵路工程師，曾為朝廷積極推行鐵路新政而歡欣鼓舞，鐵路修到哪兒，哪兒的民風就開放，哪裡的民眾就覺醒，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鐵路在最後卻成了清王朝的吊頸索。

1911年春夏；清政府推動的“鐵路國有”政策一公佈，立即引起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四省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出現了廣泛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規模最大、鬥爭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會，宣佈“以保路、廢約為宗旨”。9月，四川60餘縣成立保路公會，保路運動一時成為四川全省的民眾運動。這本來應該是一場和平的群眾運動，卻觸動了清政府敏感的神經，對當時革命黨人的恐懼使得朝廷內有草木皆兵的感覺，清政府一面撤換四川總督，一面從湖北等省調兵入川，命“實力彈壓”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成為武昌起義的直接導火線。

湖北新軍入川，正好造成了武漢守軍的空虛。四省（廣東、湖南、湖北、四川）保路風潮興起時，湖北武昌的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便積極準備相機發動武裝起義。10月9日，一個叫孫武的革命黨人在漢口機關配製炸藥不慎引起暴炸，起義機密洩漏，劉復基、彭楚藩等革命黨人被捕。10日晨，彭、劉被殺，清軍在武昌城內四處捕捉革命黨人。這一天晚上，武昌城內新軍士兵，打死*革命士兵的排長，攻佔楚望臺軍械庫，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經一夜戰鬥，11日，起義軍佔領武昌城，成立湖北軍政府，接著，起義軍攻佔漢陽、漢口。

武昌首義的成功，鼓舞了全國各地人民的革命鬥志，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紛紛起義響應。

首先響應的是湖南和陝西。

接著，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後宣佈脫離清政府而獨立。

武昌起義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廣東全省各地的革命黨人，廣東局勢一下子緊張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