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制勝，毛澤東嫻熟地掌控著戰爭的時空，揮灑自如地指揮著人民軍隊奪取戰爭的勝利。

1927年9月中旬，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踏上了湘贛邊界崎嶇的山路。征程漫漫，疾病蔓延，敵軍襲擾，部隊疲憊不堪。此時的毛澤東，面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為這支隊伍找到一個落腳之地，如何儲存微弱的革命火種。

在寧岡古城，毛澤東決定：上井岡山，做革命的“山大王”。他說：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有山大王，可從來沒有聽說有誰把山大王徹底剿滅過。山大王沒有什麼主義，可我們是共產黨，既有主義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們比不了，那麼敵人怎麼能夠消滅我們呢？

趙一平（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在戰爭中，毛澤東始終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一切從敵強我弱的實際出發，從自身的力量出發。在力量弱小時，他考慮的是生存空間。力量壯大後，他考慮的是發展空間。

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首先需要獲取生存空間。井岡山有一支由王佐、袁文才領導的農軍。毛澤東以誠相見，以理服人，成功地收編改造了這支武裝，在崇山峻嶺呵護下休養生息，紅色革命力量終於有了一個寶貴的生存空間。

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毛澤東對這座山充滿了感情，他說：這山，它革命，這座山是革命的山。蔣介石“佔市為王”，我們“佔山為王”。

袁德金（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紅軍要發展不僅需要生存空間，更需要發展空間。落腳井岡山暫時解決了生存問題，但發展的空間是不夠的。毛澤東說：沒有迴旋餘地，三十五計用完，第三十六計就用不上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也。三十六計用不上，無處可走之謂也。

紅4軍前委會議上，毛澤東揮手指向了贛南、閩西，那裡是紅4軍“前進的基礎”。他指出：以贛南、閩西20餘縣為範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相接。

黃迎旭（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要建立革命根據地，更要依託根據地，去不斷擴大發展根據地。在擴大蘇區時，不是急風暴雨式地推進，而是循序漸進地鞏固一塊，發展一塊。當根據地推進到某一地區，就暫時停止推進，待新區鞏固並可以作為依託後，再繼續向前推進。

按照這個部署，紅4軍在江西紅軍獨立第2團、第4團配合下，首先在興國、寧都、瑞金、雩都四縣建立起贛南蘇區，鞏固後揮師入閩，三打龍巖，將紅色蘇區逐步推進到閩西地區。隨後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不斷粉碎國民黨軍的“會剿”，並逐步向外擴張戰略區。紅軍不僅力量迅速壯大，而且獲取了廣闊的生存空間和作戰空間，為採取以“空間換時間”“以空間換戰機”的戰略、迎擊國民黨軍的大規模“圍剿”奠定了基礎。

壽曉松（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部長、研究員）一部紅軍反“圍剿”作戰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部“以空間換時間”、“以空間換戰機”的作戰史。紅軍以部分根據地“空間”的喪失，爭取到集中兵力、選擇戰場和疲勞敵人的“時間”，獲得了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機，從而贏得反“圍剿”作戰的勝利。

但毛澤東並不滿足於這些勝利。他已感到紅軍如果侷限於固定區域，將便於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困和“圍剿”，會影響紅軍拓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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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創造戰場　空間制勝（2）

粉碎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之後，1932年3月，蘇區中央局在贛州江口圩這個地方開會，毛澤東又提出了“出擊求鞏固”的新的發展方略，建議紅軍主力立即向國民黨軍力量薄弱和空虛的贛東北以及閩北、浙江、皖南、蘇南等地區發展，以“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求得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以北的廣大農村建立蘇區，發展革命戰爭。

陳力（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這是一個非常大膽而務實的戰略性出擊方案。它標誌著毛澤東的目光已經不侷限於在中央蘇區內外進行反“圍剿”鬥爭，而是要變依託根據地波浪式推進為戰略性的外線出擊，將固定的根據地與流動的戰略區相結合，打到敵人的腹心地帶，開拓更加廣闊的發展與作戰空間。但非常可惜，蘇區中央局多數否決了這一方案。幾十年後，朱德元帥重遊舊地，往事回望，他無限感慨地寫下了“不聽仙人指”的詩句。

戰略性出擊的方案被否決，毛澤東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