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義貞敘從四位上職，封地越後、上野、播磨三國。楠木正成敘從五位下職，封地攝津、河內二國。名和長年、千種忠顯以下諸人根據功勞大小賞賜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塔宮很有遠見的建議下，特任北畠顯家為陸奧守，命其與父北畠親房一同輔佐皇子義良親王鎮守奧州，任足利直義為相模守，輔佐皇子成良親王鎮守關東——在未來的時間裡，這兩個人由於地位重要，都將成為歷史的關鍵。

應該說，這一分封格局還是有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然而由於倒幕戰爭的迅速勝利，使得積壓了數十上百年的各階層的矛盾並未因戰亂而被逐一掃清，只有暫時緩解，然後透過緩慢然而執著的變革才有可能徹底平復。那麼後醍醐天皇的改革又將如何評價呢？恐怕只有“天曉得”三個字才可以形容。

當時的日本社會，武士階層佔有最廣泛的經濟基礎和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朝廷公卿本無捲土重來的社會基礎，後醍醐天皇之倒幕成功，本是利用了武士階層和廣大百姓對鎌倉幕府及北條氏腐敗統治的厭惡，那麼在天下大定以後，就該建立清明的政治，並且還武士階層與百姓們安定、富足的生活才對吧。然而後醍醐天皇初靠朱子學得以專政，後來也因朱子學而倒了大黴。

宋代的朱子學於鎌倉中期經留學僧傳入日本，這種學說鼓吹“三綱五常”、“大義名分”，宣揚掌握王權的“王者”擊敗有實力的“霸者”乃是正義之舉。後醍醐天皇極為推崇朱子學，曾特召禪僧玄惠入宮講解《新注》，北畠親房、日野資朝和日野俊基等人就都是玄惠的門徒。在朱子學的指導下，似乎只有天皇才是日本真正的統治者，公卿百官是其輔弼，而武士不過是公卿們豢養的看門狗而已——然而歷史能退回到幕政以前的平安時代去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後醍醐天皇一復位，就立刻收回皇族和公卿們失掉的土地，恢復他們對莊園的統治，對幫助他打倒幕府的武士們反倒處處設限，很少賞予實際利益。而原本被幕府和各地守護、地頭們壓榨得喘不過氣來的百姓們也並沒能從新政中得到好處，甚至後醍醐天皇為了充實國庫和擴建宮殿，稅收只有更為繁雜、沉重。

於是，所謂的“建武新政”很快就使得原本被壓制住的種種弊端，沒隔一年就全番暴露出來。失望至極的武士們紛紛聚攏在源的名門足利尊氏身邊，慫恿尊氏掃除“惡政”，重新開創一個武士掌權的時代。

由於無論在官職上還是手中的兵力上，朝廷中唯一可同尊氏匹敵的只有新田義貞，所以要想創造出軍事上尾大不掉的先決條件，尊氏必須先將屯紮在關東、監視著鎌倉的足利直義的義貞拔掉。他計劃的第一步是散佈傳言“義貞是籍尊氏之子千壽王的威名才號令群豪攻破鎌倉的”，在朝廷中掀起究竟誰是“中興第二功勞者”的討論熱潮。後醍醐天皇早想拉攏尊氏，於是順手將“中興第二功勞者”的榮譽加到了千壽王頭上。各國源氏豪族見尊氏勢大，又有天皇偏袒，紛紛脫離義貞控制倒向尊氏一側。義貞是個很情緒化的傢伙，負氣之下索性帶著一族移住京都——從此，關東地區徹底變成了足利一門的天下。

“中先代之亂”和尊氏的反亂就由此揭開序幕。

●足利尊氏的反亂

大塔宮護良親王早在中興初期就預見到了尊氏可能發生的叛亂，所以特意在尊氏封地的關東插進了一個新田義貞，又在他背後的奧州安上了一個北畠親房，而既忠實可靠又足智多謀的楠木正成則被封在京畿，他的封地攝津、河內好象巨人的雙臂般拱衛著天皇所在的京都。另外，雖然尊氏被封在關東，卻只將足利直義放在鎌倉鎮守，他本人則以輔政之名被栓在京都坐冷板凳。尊氏在京都舉步維艱，根本沒有機會的造反，自然恨透了大塔宮，於是在逼走義貞後，矛頭立即指向大塔宮。

建武元年〔1334年〕十一月，因為大塔宮暗自招兵買馬，以防變局，尊氏見機會來到，遂上奏誣其謀反，愚蠢的後醍醐天皇“當機立斷”拘捕了大塔宮，並討好似地送往鎌倉關押。

就在尊氏萬事俱備的時候，最後的一線東風也終於來到了——早在元弘三年〔1333年〕，不甘失敗的北條餘黨就擁立舊執權北條高時的次子北條時行為總大將，在信濃的諏訪掀起反旗，到了建武二年〔1335年〕七月初，這支叛軍居然連戰連捷，直致攻破鎌倉。足利直義殺害了被囚禁的大塔宮，然後保護著成良親王逃往駿河。

足利尊氏得到了這個天賜良機，急忙上奏後醍醐天皇，要求竭盡忠義，親自出馬討伐北條亂黨，並在還沒得到正式詔命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