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要歸於周人的。

與希臘人一樣，周人原本也是蠻族。而且，也和希臘人一樣，當他們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就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這是一個主要依靠農業生產，經過數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興起的民族。他們忍辱負重，含辛茹苦，堅忍不拔，篳路藍縷，開創出自己的輝煌事業和獨特文明。這個民族的領導者也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們懂得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來提高生產力，懂得如何用懷柔政策來爭取周邊部落和部落國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後發制人地對付強敵，懂得在力量還不足夠強大的時候韜光養晦，終於“三分天下有其二”，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奪取了“天下”即“國家聯盟”的領導權。

現在看來，周人對殷人的勝利，是一種文化戰勝了另一種文化，即農耕文化戰勝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戰勝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約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學術界的一種猜測性意見，正因為他們重商，後世才用其國號———商，來指稱“做生意”這一行業，並把生意人（賈人）稱作“商人”（殷人），或用於區別兩種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賈）。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們對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幾乎到了無日無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業也很發達。他們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還壟斷了青銅的冶煉技術。也許，正是靠著技術的壟斷、鬼神的恐嚇和金錢的收買，再加上刑罰的高壓，殷人建立起並維持著他們的霸權。

周人則反其道而行之。《禮記？表記》說，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個民族三種文化，一個比一個先進。所謂“尊禮”，其實就是重人事，重倫理，重情感，以禮儀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嚇，以血緣為紐帶，以爵列為賞罰。這無疑是比裝神弄鬼、殺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歡迎。於是，靠著對內實行開明專制，對外實行懷柔政策，周終於取殷商而代之，並由此產生出一種理論———得人心者得天下。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並不是規律，甚至不過是彌天大謊———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請參看本書第六章），但對周人而言，卻是所言不誣。武王伐紂，並沒有用多少時間，便是證明。

封建的秘密（2）

然而難題也就接踵而來。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華大地上的戰爭，卻既不始於斯，也不終於斯。早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戰爭就開始了。九黎戰涿鹿，炎黃戰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寧？事實上，在邦國制度誕生之前，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周人最後能夠“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別能戰鬥的部落和部落國家。我們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所說，部落之間的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為在他們看來，進行掠奪“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

戰爭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淺。靠著這種不勞而獲又立竿見影的辦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脹起來。與此相對應，部落的總數卻在減少：夏禹時上萬，商湯時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時候，只剩下八百，而且這八百個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規模的“部落國家”了。如何擺平這些形成不久，還帶著野蠻社會習氣和遺風，動不動就會動粗動武的“國家”，對於剛剛成為聯盟或聯邦領袖的周人，是一個考驗。

這時，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智慧。

他們的辦法是贖買，即用封土賜爵的形式來贖買這些部落國家，以及他們的武裝力量。這也是老辦法。比如周人的領袖季歷，就曾被商王封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國通史》說，所謂封建，自有部族戰爭以來，便已有了雛形，但亦只有雛形而已。這個說法，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實際上所謂“封建”，原本是野蠻社會武力集團政治妥協的產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對部落武力的贖買和對部落聯盟的確立。武力雖然是野蠻時代佔有資源和分配財富的重要手段，卻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贏的時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間戰爭規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戰敗者趕盡殺絕。但當戰爭變成“世界大戰”時，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於是封建制興焉。

所謂“封建”，其實就是處置戰敗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殺不絕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動。要動的是這些土地的疆域和這些土地上的首長。重新劃分疆域，這就是封；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