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戰士高興地編了一個順口溜，唱道：“葉司令員指揮強，伏擊圈子打豺狼，別看敵人兇又狂，打得它叫爹又喊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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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5）

葉劍英在指揮部隊轉戰過程中，十分重視傷病員的救護工作。對身負重傷的指戰員，只要他看到，都要親自察看傷情，只要還有一口氣，都要積極搶救。有時自己帶隊負責阻擊敵人，退卻在後，掩護傷病員轉移。他經常###隊說：在收容傷員時一定要仔細，不能粗心大意。每個紅軍戰士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們都要設法搶救，多救出一個紅軍戰士，就為革命多增加一份戰鬥力量，要愛護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呀！

閩西地區，地形複雜，山高路險。葉劍英帶領福建軍區前線指揮所，一口氣走了95華里的山路，轉移到汀川至連城間的鳳凰山頂，住在一個破廟裡，指揮部隊偵察連城一帶敵軍活動情況，監視和襲擾敵軍。當時，紅軍被敵人嚴密封鎖，幾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艱苦，缺糧少鹽。糧食每人每天定量六兩（十六兩秤），用小草袋蒸飯，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飯。沒有鹽吃，就到山中老房子裡去掃硝鹽（白土），硝鹽同普通鹽味道不一樣，苦得令人難以下嚥。沒有醫藥，戰士們害了瘧疾、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點稀飯，硬撐著。葉劍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揮打仗，夜裡還要起來親自查哨，照看傷病員。有時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飯和白薯幹留下來給傷病員吃。警衛員胡紹明行軍中了暑，病得很厲害，葉劍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點土藥給他吃，並把自己的馬讓給他騎。胡紹明回憶起那段艱苦歲月，感動地說：“葉司令待我們像親兄弟一樣，我有病照顧不了他，他反倒照顧我，那一次如果沒有他細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鳳凰山上了！”

不久，葉劍英率福建軍區主力部隊紅二十四師發起連城戰鬥。戰鬥開始前，葉劍英和師長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訂了戰鬥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於敵情發生變化，偵察不夠周密，結果，部隊在發起總攻後，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敵軍猛烈阻擊。葉劍英正隨隊前進，一看情況不妙，立即下令部隊撤出戰鬥。對這次戰鬥失利，葉劍英戰後主動承擔責任並作了檢討。但早就對葉劍英懷有成見的李德，藉機把他從福建軍區調回軍委兼管四局等直屬機關的工作。葉劍英對於這次“降職”使用並不計較。他任勞任怨，積極工作。後來，毛澤東、周恩來誇獎他是能上能下的好乾部。

力保戰友隨隊轉移，變“甩包袱”為“集財富”

1934年5月，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錯誤指揮下遭致失敗，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紅軍主力撤離中央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

當時軍委直屬隊有不少同志因為抵制“左”傾錯誤，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轉移前，“左”傾錯誤領導者把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贅”，想甩掉一批，殺掉一批。葉劍英感到事態嚴重，決定在自己職權範圍內盡最大努力，抵制這種錯誤的做法。他親自調查，找一些同志談話，分析研究，認為多數同志是對“左”傾錯誤領導不滿，擁護毛澤東的好乾部，少數人犯過錯誤，性質也不嚴重；有些人則是編余幹部，根本沒有“錯誤”。他感到，這些革命同志是黨的寶貴財富，決不能當成“包袱”，隨意拋棄，更不能隨意殺掉。因此，他冒著自己再遭打擊的危險，仗義執言，儘量設法讓他們隨軍突圍轉移。當國家保衛局長鄧發，拿著一份要“處理”的幹部名單給他看時，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那名單上有五六十名幹部，分成A、B、C三類，一類是要殺的，一類是要留在蘇區的，另一類是可以參加突圍轉移的。葉劍英看後當即問他這是誰決定的？鄧發回答，是中央討論定下來的。葉劍英說，人命關天，不論誰定的，也要有根有據，符合事實，不能無法無天，堅決反對殺人。他對了解的幹部，逐個談了自己的意見，極力加以保護。他看到名單上有邊章伍的名字，被劃入槍斃的一類，葉劍英激動地說，這個同志我非常熟悉，他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很有學問，軍事理論和軍事素質比較高，是軍隊的有用之才；況且他參加寧都起義有功，工作很有成績，又是個好人，怎能列為反革命呢？鄧發被說服了，便把邊章伍的名字勾掉。就這樣他暗中保護了許多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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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6）

後來，在一次討論如何組織軍委縱隊的會議上，葉劍英向朱德、周恩來等軍委領導再次明確提出保護幹部的意見和安排幹部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