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把紅軍大學和其他幾所已被撤銷學校中的一部分教員、學員，分配到各個軍團中去補充幹部缺額；另外組編成一個直屬軍委的幹部團，調公略步兵學校校長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幹部團仍屬隨營學校性質，以保留戰鬥骨幹。同時，建議將受“左”傾領導打擊排斥的所謂“犯錯誤”的幹部和編余幹部，一部分安排在軍委機關工作，另一部分編入幹部團隨軍行動。朱德、周恩來採納他的建議，經過軍委討論批准，將黨和紅軍的一批重要幹部，其中包括肖勁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護下來。這些幹部在遵義會議之後，都先後被恢復了名譽並分配了工作，成了黨的寶貴財富。他們不僅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國解放以後，大都成為我黨我軍的高階領導人。

這樣，葉劍英等主持正義的領導者，竭盡全力保護了一大批幹部，但是，“左”傾錯誤領導者並不服氣，對於反對他們主張的幹部繼續採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辦法，進行打擊迫害。葉劍英遭到李德歧視，自身難保，對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幹部也愛莫能助，有的甚至是親密戰友，也無能為力。他後來沉痛回憶說：“李德那個人可厲害，他講不贏道理，就用組織手段整你。長征時很多幹部沒帶出來，像瞿秋白、古柏、毛澤覃、劉伯堅這些同志戰死的戰死，有的被殺掉。這都是李德他們搞的。”

劉伯堅是葉劍英要好的老戰友。早在1926年，他和鄧小平、劉志丹等先後被派到馮玉祥的部隊做政治工作。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深得馮玉祥、于右任、鄧寶珊、楊虎城、吉鴻昌等將領的信賴。1931年在中央蘇區參與策劃組織寧都起義後，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功勳卓著。長征突圍前，“左”傾錯誤領導者翻他的老賬，無非是因為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反對過王明宗派集團，因此，劉伯堅被留在蘇區，擔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可是他並沒有因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工作。為了護送主力紅軍渡過於都河，他親臨架橋工地，開展後勤支援工作，從早到晚，站立河畔橋頭，為長征戰友送行。他見到葉劍英，特意把酒餞別，傾訴衷腸。兩位老戰友戀戀不捨，心情十分沉痛。劉伯堅望著滾滾東流水，對葉劍英說：“大隊人馬向西轉移了，我留在贛南沒有什麼作用，你還是想法反映反映，讓我跟著走吧！”其實葉劍英曾幾次把劉伯堅的要求向軍委作過彙報，提議讓他隨隊長征，但“左”傾領導者卻說劉伯堅“婆婆媽媽的”，沒有什麼用，就是不同意他參加長征。葉劍英欲語還休，只好互道珍重，灑淚而別。後來，劉伯堅在贛南的一次作戰中負傷被俘，堅貞不屈，壯烈犧牲。犧牲前，曾在獄中留下《帶鐐行》的著名詩篇。解放後，葉劍英為懷念劉伯堅烈士，曾賦詩一首：“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于都濺濺鳴。樑上伯堅來擊築，荊卿豪氣漸離情。”詩中引用戰國時期高漸離到易水河邊送好友荊軻的歷史典故，追記當年劉伯堅在於都河畔、黎板橋頭，熱情相送，依依惜別的情景，贊喻劉伯堅及其戰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嘆不已。這也是葉劍英對“左”傾錯誤領導者深惡痛絕的一首激憤詩篇。

臨危不懼，在緊急時刻救護中央領導和機關

“左”傾錯誤領導者在軍事上指揮上實行冒險主義、保守主義的結果發展成為逃跑主義。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中共中央、紅軍總部率領中央紅軍四個軍團及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共八萬餘人，從瑞金等地出發，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葉劍英擔任第一縱隊司令員。第一縱隊，又稱“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紅星”，由軍委總部及其直屬部隊組成，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及顧問李德隨其行動。

葉劍英後來又以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身份主持紅軍總司令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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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7）

在連續突圍行軍作戰中，他協助周恩來、朱德處理繁忙的軍務，及時傳達並貫徹執行軍委的各種命令、指示，隨時處理部隊行軍作戰遇到的各種問題。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行進到湖南和廣西交界的西延山區。山勢陡峭，道路崎嶇。下山後，涉過一條小河，好容易來到一片開闊地。就在這時，敵機突然飛來。葉劍英命令部隊迅速散開，在路邊隱蔽。敵機越飛越低。突然向部隊俯衝投彈。隨著一顆炸彈“轟”地一聲爆炸，葉劍英腿部受傷摔倒在地。警衛員範希賢見狀，馬上奔上來扶他，葉劍英自己爬了起來，踉踉蹌蹌地繼續往前走去，鮮血從褲子下不斷流出。總衛生部部長賀誠聞訊趕來，把葉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