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鳥般的聲音問，那聲音像吉列刀片般割著我的心臟。那本書就在我手邊。我告訴他。我寫過那首詩嗎？他說。我一怔，以為他在開玩笑，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想，也許是因為他的聲音聽上去比平常更深沉。他的玩笑還是跟從前一樣，天真無邪，幾乎跟他說的別的話沒有區別。可他不是在開玩笑。那個星期我擠時間去看他。一個朋友，一位新認識的朋友開車送我去他家，但自己並不進去。在這兒等我，我說，這個小區挺危險的，要不等我們回來時恐怕就找不到車了。他覺得有點奇怪，但也沒說什麼。那時，我已經在自己打進的圈子裡樹立起古怪的良好聲名。恰巧，我還說對了：最近埃內斯托住的這個小區在走下坡路。好像他手術的副作用在街上顯現出來了，在沒有工作的人群中顯現出來了，機靈的小偷們晚上七點出來坐在太陽下，像殭屍般（或者像沒有帶信或者帶著一封無法破譯的信的使者般）自覺地準備好消磨掉又一個墨西哥城的黃昏。

第二部荒野偵探（60）

當然，埃內斯托對那本書幾乎毫不在意。他找到自己那首詩後只發出一聲：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認出了或者給弄糊塗了，然後開始給我說起電話裡聊過的事兒來。

我出來時朋友站在車邊吸著煙。我問他我進去的這段時間有什麼情況發生。沒有，他說，這裡死一般寂靜。然而不可能那麼寂靜的，因為他的頭髮都豎了起來，雙手抖個不停。

我再也沒去看過埃內斯托。

一天晚上他給我打來電話，背誦起理查德？貝爾弗的一首詩。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磯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我跟那個戲劇導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別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歲。多刺激啊，埃內斯托說。拉？別哈一定是個很知性的人了。他很有才華，但並不知性，我說。這有什麼區別？他說。我坐在那兒琢磨著如何回答。他在等著我說話，有那麼幾秒鐘我們誰都不說話。我多麼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說再見之前來了這麼一句。我也是，那個彷彿從異度空間傳來的小鳥般的聲音說。幾天後他母親打電話給我說他死了。死得很安詳，她說，他在家裡坐在椅子裡曬太陽的時候就走了。他像個小天使般地睡著了。什麼時候死的？我問。大約五點鐘，吃過午飯後。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參加了葬禮的人，那是在城北一個魚目混雜的公墓裡。我沒有見到任何詩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學雜誌的編輯來，來了很多親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鄰居們全到了。我離開墓園前，兩個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領我去個地方。我想他們打算*我。此刻我才對埃內斯托的死感到憤怒和痛苦。我從包裡取出一把刀說，我會殺了你們，你們這些小潑皮。他們跑了，我在那幾條陰鬱的公墓街上追了他們一會兒。我終於停下時，另一個葬禮又開始了。我把刀放進包裡看著他們把棺材抬起來小心翼翼地放進預訂的位置。我想死者可能是個孩子。但也說不準。後來，我離開墓園跟朋友在城裡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0

諾爾曼？博爾斯曼，坐在伊迪絲？沃爾夫遜公園的一把長椅上，特拉維夫，1979年10月。

我對別人的痛苦向來敏感，總是設身處地體驗別人的痛苦。我是猶太人，一個墨西哥猶太人，我熟悉這兩個民族的歷史。我想，這樣說就足夠了。我並不想為自己辯護。我只想講個故事，也許我還想弄明白隱藏其中的機制，那些機制當時我並不懂，現在仍然壓在我心頭。但是，我的故事並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樣統一連貫。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與黑暗、淚水與歡笑之間的一粒塵埃般閃爍著，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劇或者意第緒語的道德劇。

一切都是從去年2月開始的。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簡直像一塊裹屍布，那種顏色讓特拉維夫的天空不寒而慄。有人在按我們位於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門鈴。我開啟門時發現來的是詩人烏里塞斯？利馬，一個自命的本能現實主義者的頭兒，他就站在我面前。我談不上認識他，其實就見過他一次，但克勞迪婭經常給我講他的事兒，丹尼爾給我念過一首他的詩。文學不是我的專長。他的作品質量也許我永遠欣賞不了。無論如何，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不怎麼像詩人，倒更像一個流浪漢。

我承認，我們見面的開局並不好。克勞迪婭和丹尼爾在大學，我還要學習，所以我讓他進來，給他倒了一杯茶，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一分鐘後一切恢復正常。我沉浸在馬堡學派［1］Marburg　School，19世紀70年代由新康德主義發展出來的學派。［1］哲學家（納託普、科恩、卡西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