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拉斐爾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回來了，但馬上又要走了。很好，我說，錢是他們的，就讓他們隨心所欲花好了。這回他們打算去歐洲，拉斐爾說。很好，我說，大家都該去。可這場運動怎麼辦呢？拉斐爾說。什麼運動？我問，望著沉睡的郝奇特爾。房間裡很黑，賓館的標誌透過窗戶在閃爍，像黑幫電影裡的情景。就是在這樣的陰影下，我兒子的祖父在幹著腌臢的勾當。你說“什麼運動”是什麼意思啊？本能現實主義啊，拉斐爾說。那本能現實主義怎麼辦呢？我說。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啊，拉斐爾說，本能現實主義怎麼辦呢？我們就要出版的雜誌怎麼辦呢，我們所有的設想怎麼辦呢？他的聲音聽上去特別可憐，要是郝奇特爾沒睡的話我會放聲大笑。我們自己出雜誌，我說，有沒有他們，我們都可以開展活動。有一陣子，拉斐爾什麼也不說了。我們可不能脫軌，他咕噥著。又沉默了會兒。在思索呢，我猜。我也沒說什麼。但我沒有思索。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場和應該幹嗎。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從那時起計劃要幹什麼，我也知道拉斐爾最終也會找到自己的道路。壓根就沒什麼可憂慮的，我告訴他，這時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著電話，已經很累了。我不憂慮，拉斐爾說。我想我們也應該出去。我不想離開墨西哥，我說。

瑪麗亞？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小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2月。

我們得把父親送進精神病院（母親糾正我說是心理診所，然而有些詞你是粉飾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烏里塞斯和阿圖羅從索諾拉回來不久前。我不知道告訴過你了沒有，他們扔了我父親的車。媽媽說，正是這一行為，她稱之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為，觸發了父親的崩潰。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說得保守點，父親與他的財產、他的房子、他的車子、他的藝術書、他的銀行存摺之間的關係從來都非常淡漠和模稜兩可。父親似乎總想讓自己釋下重負，無論心甘情願還是勉為其難，總想擺脫掉各種事物，可是由於運氣太不濟（或者太遲鈍），他渴望的赤條條的境界始終未能如願以償。你也許能想像得出，就是這一點最終逼他走上瘋狂之路。跟那輛小車沒有關係。烏里塞斯和阿圖羅回來後，我又看見他們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純屬偶然——儘管我似乎處於一個討厭的情況下，一副刻意在等他們的樣子——我說過了，我又見到他們時幾乎認不出他們了。他們跟一個我不認識的傢伙在一起，這人全身上下都穿著白衣服，柴棍似的腦袋上扣一頂草帽，剛開始我還以為他們看見我了只是假裝沒看見。他們坐在靠牆的一個角落裡，從那裡能夠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著那面鏡子和寫著“烤山羊”的招牌，但他們什麼也沒吃。他們面前擺著兩大杯咖啡，時不時無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過白衣男子在吃著東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複一次烤山羊這幾個字就覺得噁心）而是香辣雞肉玉米餅，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還放著一瓶啤酒。我想他們裝作沒有看見我，他們不可能看不見我，他們變了許多，可我一點兒都沒變。他們不願跟我說話。這時我開始想起父親的英帕拉車來，想起母親說過的話，說他們偷走父親那輛車簡直無恥至極，實在不可思議，還說最好去報案把車要回來，我又想到了父親，每當什麼人說起那輛車的事兒來，他就斷斷續續地語焉不詳。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親會說，別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經厭倦了來回坐巴士或者計程車了，因為到頭來在路上花的費用可大了。媽媽這樣說的時候，可憐的父親就笑著說小心點，否則最後落得個腿瘸了。母親聽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聽得出。我這樣說出來可能一點都不好玩，而父親脫口而出，而且說得比平時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語氣上顯得更加自信，其實是很聰明和機智的。無論如何，我母親就想報案說英帕拉失竊了，這樣我們就能要回那輛車，我的意思是別報警了，因為它會自動回來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們只需等待，給阿圖羅和烏里塞斯充足的時間讓他們回來，把車還了就可以。現在他們就在這兒，在跟那個白衣男子交談，回到墨西哥城了，他們沒有看見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時間觀察他們，考慮怎麼去跟他們打招呼，說父親在一家精神病院，說他們應該把車還了，儘管時間過去很久了，我卻不知道自己在那裡坐了多長時間，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後又填滿了，那個白衣男子始終不摘掉帽子，那盤香辣雞肉玉米餅好像永遠都吃不完，各種事兒開始在我腦子裡糾纏起來，我想說出來的那些詞語好像植物，忽然間開始蔫了，凋謝了，死了。看來琢磨父親關在精神病院裡對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