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說：奧克西里奧，待在這兒別動。不要自投羅網被抓去了，寶貝。待在這兒別動，奧克西里奧，寶貝，別讓他們把你寫進他們的名單裡。如果他們想要找你，就讓他們來找好了。然後，我又回到衛生間，這事兒顯得有點怪怪的，我不僅回到了衛生間，而且又返回剛剛待過的那個格子間，我又重新坐在馬桶上，我是說又撩起裙子，拉下*，可是並沒有什麼內急之需（對此人們有更準確的說法：腸道鬆弛，但我不屬於這種情況），然後開啟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不過毫無閱讀的慾望，我開始慢慢地讀起來，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聽到走廊裡傳來聲音，靴子的聲音？上過釘的靴子的聲音？可是，嗨，我心裡說，這不是巧合吧？接著我聽到好像有聲音說一切都有條不紊，不過也可能是說別的意思，有人，也許就是剛才講話的那個雜種，開啟衛生間的門，走了進來，我像雷諾阿畫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腳尖，我的*掉在瘦骨嶙峋的腳踝上，絆在當時穿的一雙鞋上，那是一雙非常舒服的黃顏色的軟底鞋，我等著那個士兵一個一個搜查小格子間，已經作好了準備，萬一他來了，絕不開門，要把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最後的自治堡壘守衛到底——我，一個窮困潦倒的烏拉圭女詩人，跟任何人一樣深愛著墨西哥——我這樣等待的時候，一種奇異的寂靜忽然降臨，好像時間發生了斷裂，頃刻間朝四面八方飛奔，那是一種純粹的時間，不摻雜任何語言的色彩，也不帶動作或者行動的成分，接著我看見了自己，看見了那個士兵在入迷地盯著鏡子，我們兩個在文學系四樓的女衛生間裡像雕塑般凝固不動，就是這樣，然後我聽到他的腳步聲逐漸消失在遠方，我聽到門關上了，我直起的雙腿又恢復成原來的姿態，好像完全出於自動。我要說，我那樣坐了三個多小時。我記得我從衛生間裡出來時天開始黑下來。我得承認，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可我知道該怎麼辦。我清楚自己的職責。於是我走到衛生間惟一的窗戶前向外望去。我看見遠處有一名士兵。我看見一個武裝好的軍車的輪廓或者影子。像拉丁文學裡描寫的門廊，希臘文學裡描寫的門廊。噢，我太崇拜希臘文學了，從品達爾［1］品達爾（Pindar，約公元前522—前443），希臘著名抒情詩人。［1］到喬治？塞菲里斯［2］喬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1900—1971），希臘詩人，著有長詩《“畫眉鳥”號》、《三首神秘的詩》等。196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我看見了席捲大學的那股狂風，彷彿在白天最後的光亮中開心不已。我明白自己該怎麼辦。我明白。我明白必須要堅持。我坐在女衛生間的磚地上，就著最後的亮光，讀了三首佩德羅？加菲亞斯的詩，然後合上書，閉上眼睛對自己說：奧克西里奧？萊科圖雷，拉丁美洲烏拉圭公民，詩人，旅行者，堅守下去。就這樣。接著我開始回想自己的過去，就像我現在回想著過去那樣。我開始回想你不感興趣的那些事，就像我現在回想阿圖羅？貝拉諾那樣，年輕時的阿圖羅？貝拉諾，1970年，我見到時他才十六歲或者十七歲，當時我已經是那些年輕的墨西哥詩人的母親，他還是個不勝酒力的孩子，但卻很自豪在他遙遠的智利故國，薩爾瓦多？阿連德［1］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前總統，智利社會黨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著名社會活動家。［1］贏得了大選。我熟悉阿圖羅。我是在英克魯西亞達酒吧一群吵吵嚷嚷的詩人中碰到他的，那簡直就是個雪貂窩，形形色色前程美好的年輕人和不再那麼年輕的人經常在那裡聚會。我跟他成了朋友，我想可能因為我們兩個是所有那些墨西哥人中惟一的南美人。儘管年齡懸殊，儘管有著各種可以想像出來的分歧，我們還是成了朋友！我指點他認識了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龐德。我帶他來過一次家裡，他病懨懨的，醉醺醺的，用胳膊摟住我的脖子，全身的重量都懸在我瘦削的肩膀上，我跟他母親、父親以及人很不錯的妹妹都成了朋友，他們全家人都很善良。我對她媽媽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夫人，我沒有跟你兒子睡覺。她說，當然沒有，奧克西里奧，不過別叫我夫人，我們其實是同齡人！我成了這個家的朋友。一個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的流浪的智利人之家。我也是那一年來的。我以客人的身份在阿圖羅家一待就是很長時間，有一次待了一個月，還有一次待了兩星期，還有一次待了一個半月。因為我那時沒有錢付帶傢俱的房子，甚至交不起一間頂樓房的租金。白天我就待在大學裡，幹這幹那，其他時間，晚上，我就過起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我睡在朋友家，把自己可憐的幾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