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危險的經歷和火爐有關。北京冬天很冷，氣溫經常會下降到零下十幾度。那時候，每到冬天，我們都要靠煤爐取暖。每晚睡覺前，都要往爐裡添煤，將爐口封閉，只留一條極小的縫隙，讓煤火在夜間儘可能少地燃燒。如果爐子沒封好，爐火很容易在半夜熄滅。那一年，我正住校複習高考。一天早晨，天還沒亮，我就起來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到爐邊，彎下身子，想用臉去試試爐火是否正常。不料，爐子上插著一根通火用的鐵釺子。我這一低頭，鐵釺子剛好戳到我左眼。我慘叫一聲，只覺眼前一片黑，什麼也看不見了。室友開燈一看，都嚇得叫了起來。我滿臉是血，就好像太陽穴中了一顆子彈似的。老師和同學急忙用腳踏車把我送到醫院。好在這次事故沒有對我的眼睛造成永久性傷害。

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確實非常可怕。現在回頭來看，幾次死裡逃生的經歷也讓我懂得更加勇敢地面對生活。我雖逢大難，卻完好無損。這使我相信，自己的生命一定被賦予了某種使命。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一。從遠郊到北大：腳踏車的年代（4）

北京遠郊偏僻的南口小鎮給了我快樂而豐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不過，有時我也會好奇地想，如果生長在北京城裡，我後來的人生道路是否會因此而有所改變？我會不會一直追逐自己在體育方面的夢想，最終被某個頂級球隊選中，成為北京版的貝克漢姆呢？我有可能成為一位乒壇明星、一名奧運選手，或者摔跤冠軍嗎？

事實上，在我十幾歲的時候，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已經使我放棄了在體育方面有所發展的夢想。和當時許多同齡人一樣，我不得不為今後的生活做一些更切合實際的打算。那個年代，一切充滿了變數。1966年，毛澤東在全國發動了一場歷時十年的*。“*”開始以後，全國各地大批知識分子被送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所有大學一律停止招生，追求知識、學問被視為不光彩甚至反動的事。年輕學生最初紛紛參加紅衛兵組織，被鼓動去摧毀一切中國傳統文化遺留下來的東西以及一切來自外國的影響。大約從1968年底1969年初開始，大批城市青年又被送往農村插隊落戶，以便使他們經過多年的生產勞動，在思維方式和情感上同辛苦勞作的農民真正走到一起。

那時候，經常會看到一些五花大綁、身上掛著牌子的人站在行駛的卡車上。我當時並不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受到這樣的對待，只知道這是“階級鬥爭”。新中國成立以前擁有土地房產的人那時都被認為是邪惡的，被稱做壞分子。“*”時期的農村，所有被貼上地主標籤的人都會被當做階級敵人，成為眾矢之的。我家附近有一個人據說解放前是個地主，因此每天脖子上都要掛著一塊“我是壞分子”的牌子，站在他家院外一幅毛主席像前“請罪”。那時我七歲左右，每天都和其他孩子一樣，到他跟前去看熱鬧。我的童年時代雖然很快樂、很有安全感，但在我揹著書包去上學的時候，和小夥伴盡情玩耍的時候，當時中國實在有著許多的動盪與衝突，只是我有幸不曾切身遭遇，得以閃身而過，童年的快樂與自由因此沒有被折損。

那個年代，我們相信黨和政府所說的一切，相信廣播和報紙告訴我們的東西都是真實的。而這樣接受到的資訊有時又會讓人非常糊塗，因為某位政治人物也許今天還被頌揚，明天就成了“階級敵人”。我剛上小學時，每天早晚，大家都要手持語錄，在毛主席像前“請示”、“彙報”，每天到校後第一個小時都要學習和背誦毛主席語錄。雖然我對語錄的內容並不都能理解，但背誦語錄成了我最早的記憶訓練。我很擅長背誦。這個特點在我後來的英語學習中幫了大忙。

儘管軍隊大院為我的成長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但我還是要面對畢業後的去留問題。我的二哥和姐姐那時都已參軍去了外地。這樣，他們就不用到農村去插隊落戶了。我也想過，像他們一樣去參軍。但一想到寒冬的夜晚，在一座廢棄的大炮庫房外站崗的情景，就覺得毛骨悚然。二哥建議我去學小提琴。他希望我能掌握一技之長。這樣，說不定畢業後可以參加一個文工團，就不用插隊了。即使去插隊，也可以參加一個在農村巡迴演出的宣傳隊，不用總在田裡幹活了。他還把自己的提琴老師介紹給我，讓我跟著老師學。提琴老師是我們部隊文工團的首席。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從遠郊到北大：腳踏車的年代（5）

開始我對學琴並不太喜歡，而且那時候我很靦腆，不好意思經常去文工團上課。除此以外，每次去文工團的時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拎著琴盒子，生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