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社群、中小學乃至大學教育是培養一個人的道德品性的關鍵。商學院應該指導學生理解企業行為的社會後果。但其面臨的最大的挑戰，還是如何傳授企業所需要的技能。�在這方面，MBA的危機實際上是企業和大學傳統上價值衝突的再現。在19世紀末，美國的經濟開始領先於世，高等教育界也野心勃勃地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學”。“實幹家”（practicalman）與“無用的書”（uselessbooks）之間的對立日益突出。當時美國的大學，集中於希臘、拉丁的古典教育，目標是培養上流社會的品位和德行。但在實際生活中，工業化、城市化突飛猛進，需求大學裡不教的實用技能。新興產業給年輕人提供了繞開哈佛、耶魯的進身之階，美國版的“讀書無用論”大為盛行，大學開始招不上人來。1889年，一個銀行家公開宣佈，他絕不錄用任何大學生。這頗令人想起最近國內用人單位拒絕考慮北大、清華畢業生的事件。不過最著名的，還是工業家卡耐基對大學的抨擊：“大學生學了一點在遙遠的過去發生的野蠻和瑣碎的爭吵，或者試圖掌握一些已經死去的語言。他們的知識彷彿是用來適應另外一個星球上的生活，而不是這個星球的實業。未來的工業領袖應該得到良好的學校教育，學到對他們未來成功必須的知識。”�卡耐基並非宣揚“讀書無用”。相反，他認為大學教育至關重要，並大力捐助教育事業。他抨擊的是當時脫離現實的大學。美國的大學，在這樣的挑戰下聞風而動，迅速改革，逐漸贏得了企業界的信賴。�“二戰”後，MBA課程紛紛上馬。企業對大學不僅信賴而且依賴。但是，大學的邏輯畢竟不同於企業。一旦大學贏得了社會的尊重、站住腳跟，就開始照自己的規矩走。比如，在商學院教書的教授們，並不一定有經營的經驗。他們提升、成名，靠的是自己的著作，不是靠管理業績。他們和自己大學中其他系的教授更為接近，很難與外面那些企業總裁互稱同事。也正是因為如此，他們的學術興趣壓倒了對應用技能的關注，使MBA的教育過於理論化。一些批評者說，許多商學院衡量自己不是看培養的學生的質量和對企業管理的真正貢獻，而是看論文發表的數目。�但是，許多人同時指出，理論性、研究性的MBA教育，已經徹底轉化了美國的企業管理。沒有這樣的教育，如今的華爾街就不可能照常執行。事實上，美國現在的商學院系統，是在1959年福特和卡耐基基金會的兩個劃時代的報告的刺激下誕生的。那兩個報告，對於當時訓練企業管理階層的所謂“貿易學校”系統的質量提出嚴重的質疑。那些學校的教育，很少以研究作為基礎，沒有理論，完全靠經驗，這些學校等於是讓大家集中當學徒，小的向老的討教，陳陳相因，適應不了瞬息萬變的管理時代的要求。�如今科技和產業更新日新月異。回到“貿易學校”的經驗教育時代，放棄理論研究，無疑將使MBA的訓練更缺乏前瞻性。事實上，許多僱主反映：現在的MBA學生有良好的分析能力，這反映了MBA教育的優勢。但問題是，僅僅有這樣的經營分析能力，已經無法應付現代企業的執行。MBA需要自我革新。�現在的MBA所缺乏的技能，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領導一個團隊的溝通、人際交往和勵志技巧；第二，對具體的專業科技的掌握。�這兩項技能，過去對於一個MBA來說無關緊要，現在則成為成功之必須。這裡的緣由，在於美國社會已經從“管理時代”轉化為“創造時代”。�所謂“管理時代”，建築於企業龐大的規模和複雜的運營上。上萬甚至幾萬的員工，眾多的部門、瞬息萬變的市場、產品不停的更新換代，再加上企業之間的兼併、海外的競爭、資金的流動等等，對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那時並不是說不“創造”，但就大多數員工而言，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職工一輩子常常為一個企業效力。管理、設計（包括技術開發）和生產部門是分開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界線一清二楚。�但1990年代以來，經濟和社會都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進入了“創造時代”。這個時代的一大特性，就是所謂“創造階層”（Creativeclass）的產生。據地域經濟學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Florida）的研究，這個階層人數高達3800萬人，佔美國勞動人口的30％以上。社會學家保羅·雷（PaulRay）和心理學家安德森（SherryRuthAnderson）的研究則稱，自1960年以來，已經有26％的美國成年人，即5000萬人口，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成為“文化原創者”（Culturalcreative）。雖然這兩項研究標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