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可以回答前面那個問題了:《百家講壇》究竟是什麼?我的回答是: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它的任務,是向廣大人民群眾(包括非本專業的高階知識分子)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由於它傳播的是知識、思想、文化,因此原則上必須由學者擔任主講人;由於它的任務是傳播,因此必須遵循傳播規律。
也就是說,主講人必須懂傳播。
這就給這個欄目的編導、策劃、製片人出了一個大難題。由於眾所周知的種種原因,我國的學者大多不懂傳播,而懂傳播的又多半不是學者。有學問的不會說,會說的沒學問,既有學問也會說的又未必適合上電視,就算適合他還不一定肯來,就算來了那麼一兩個又不夠用。《百家講壇》是一個日播節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說,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學問又懂傳播還能上電視的主講人。這可上哪兒找去?
四 學術為什麼要向大眾傳播(2)
也只有一個辦法:修理。
這就有了前面說的那個“痛並快樂著”的過程。其實,並非所有主講人都像馬瑞芳老師那樣“先苦後樂”,也有“一痛到底”的,還有終於“無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謂“魔鬼的床”,並非一兩個人的抱怨。
這其實很正常。傳播,畢竟不是所有學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學者該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傳統觀念,學者的“本份”還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們都能“修理”。也因此,這不是我要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現在這些被“修理”過的主講人,是按照統一模式打造出來的嗎?如果他們不能成功,是因為被編導、策劃、製片人“修理”過,因而沒有了個性嗎?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個腔調”。馬瑞芳老師和隋麗娟老師,也不是。閻崇年先生和劉心武先生,就更是“兩個腔調”了。所以,說《百家講壇》按照統一模式打造主講人,弄得大家都沒了個性,怕是不通的。從這個角度講,《百家講壇》並不是什麼“魔鬼的床”,非得把人弄成一個面孔不可。那麼,問題又究竟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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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應該怎樣走上講壇(1)
事情其實很簡單。
前面說過,所謂“修理”,所謂“魔鬼的床”,說白了,不過是幫助一部分願意上講壇的學者,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這個彎,轉得可不小。前面也說過,有學問不等於會寫作,會寫作不等於會上課,會上課不等於會做電視。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不會做電視,不做就是。他還可以上課、寫作、做點別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點評之類。按照傳統觀念,這還是“主流”。我要問的是:一個願意在研究之餘也做點傳播,而且被欄目組看好,認為可以上《百家講壇》的學者,為什麼會“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後仍然不盡人意?我認為,就因為大家的頭上,都懸著一柄隨時可能掉下來的利劍。這就是馬瑞芳問魏學來的那句話:“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學問,是學者上電視的最大障礙。
這是一個悖論,也是這個欄目及其主講人的困境所在。作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百家講壇》不能“不講學問”,又不能“只講學問”。“只講學問”,就不是電視節目;“不講學問”,就不是《百家講壇》。因此,它的主講人,就既不能“沒有學問”,又不能“太有學問”。或者說得透徹一點,就是你即便“滿腹經綸”,也不能表現出來。這就太難了。因為一個學者之所以成為學者,就在於他有學問。有學問而不表現出來,則等於沒有。沒有了學問,那他還是學者嗎?不是學者,上《百家講壇》幹什麼?到《歡樂世界》去吧!大家想想,這是不是一個悖論?
所以,不少初上電視的學者,差不多都會有一種心理,就是“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因此,當他們面對攝像機的時候,幾乎都會不由自主地大談學問。什麼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莊音韻訓詁,海德格爾弗洛伊德,正規化模式主張主義,誰都聽不懂的詞兒滿天飛。說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一頭霧水,編導和製片人哭笑不得。這叫什麼呢?沒有“電視意識”。這些可尊敬的先生們不知道,電視和課堂是不同的場所,上課和上電視則是兩個概念。當你在課堂上,面對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這樣講時,你贏得的是“尊敬”,因為你在“傳道授業”。但是搬到電視上,面對的是大眾,給